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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第5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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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值得回味。至于撇开和四川的关系一层，并不是说他对四川没有想法，相反，他想了很多，这恰恰体现了他的高明。在目前中央强势的时候，以滇省之力要吞下大自身数倍、人口也要多出几倍的四川，只怕是力有不逮，搞不好来个消化不良，从长远来看，只能是招致中央政府的猜忌，这是一心只想着做军阀的唐继尧所认识不到的，他总是片面以为山高皇帝远、秦时竹鞭长莫及，却不知道时代已经在进步了。从这个意义看来，蔡锷的见识超过唐继尧不止一层。
“松坡，你的志向我是明白地，你地前途我也是看好的，不过，眼下还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一个是好消息，另一个，算是好坏参半，坏多于好地消息”
“这么复杂？”蔡锷抬了抬他极其富有特色的眉毛，“老师请讲。”
“好消息是，复生知道云南国防建设困境，为充实军备，决意下拨一批军火，我是文人，不懂军事，猜想总不外乎步枪、子弹、火炮之类另一个消息是，复生决心加大力度禁烟，云南是烟土的主要产地，他要求你加大打击力度，一面打击那些生产、贩卖的鸦片团伙，一面引导种植鸦片的小农改弦易辙复生说，云南财政很大程度上维系在鸦片身上，禁绝鸦片，对于地方财政和民众生活是有影响的，但从长远看来，鸦片终究是民族肌体上的毒瘤，此瘤不去，危害千秋万代，故不得不以短痛换长痛。”
梁启超说完了，蔡锷这回没有马上回答，反而陷入了低头沉思，梁启超知道他的为难，也只是喝茶等待。片刻之后，蔡锷抬起头，神情坚定地说：“其实，这两个消息都是好消息。下拨军械，充实军备固然有利于国防，禁绝鸦片则是根本上的强国富民之道，蔡锷愚钝，但与大义面前不敢稍有含糊。烟土产销，滇省固然收益不小，但受损最大的乃是民众，大部分的钱都跑到鸦片贩子的手中去了，云南财政大半与烟土有关，本来就是耻辱，既然中央有此决心，我辈自然应该奋勇，至于一时的财政困难，我想执政也不会袖手旁观因而，在大面上，这两个都可以说是好消息。前一个是小好，后一个才是大好、特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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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4章】 **问题（）
第014章**问题
ps：非常感谢热心读者的打赏，时竹希望能用更多的文字回报诸位的厚爱！
梁启超极为感动，他知道蔡锷的难处，也知道这些轻松话之下，其实是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思索，不然，刚才蔡锷低头不语干呢？如果是一味搪塞，或者敷衍了事，那完全就用不着思考，不假思索的回答才更符合逻辑。
“松坡，你的难处我是知道的，执政也是明白的，可是国家草创、百废待兴，要克服的困难还有许多，这番作为是苦了你了。”
云南之行，梁启超在蔡锷这个得意弟子的配合下，极为顺利，不仅有效沟通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让秦时竹对于西南的布置也放了心，在他看来，有了蔡锷和张孝准的“双保险”，西南的大局不难定夺，无论是贵州唐继尧还是广西陆荣廷，都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唯独西藏方面，中央也许还要费点力气。
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进军中央，掌握最高权力，自然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可从来都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秦时竹做了临时执政并准备再接再厉担任最高元首时，原本只在北疆一隅而遇不到的西藏问题也随之而来。说句良心的话，秦时竹在民众当中有如此高的地位，护国战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强硬，但此一时彼一时，秦时竹在外蒙古上的良好表现。反过来也束缚住了他在西藏问题上地手脚——民众的期望值高了，希望他能够解决的更好，而且，西藏问题比蒙古问题更为棘手。
西藏自古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这是一般人都公认的。但若是论起真正纳入中国版图来，西藏反而要迟于蒙古。是在元时期才真正内化为中国领土（看待历史要实事求是，就是这个时候也比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形成要早）。满族在入关前。已经和蒙古建立了牢不可破地关系，可谓血浓于水，但和蒙古不大一样的是，西藏则是清朝得了天下后才进入大清版图地，对于中央政府的认同并不是很强烈。为了有效控制这一区域，清朝一方面实行尊崇黄教的政策（顺治和康熙帝都曾给**和班禅喇嘛优加封号），一方面又不直接干涉西藏政务以示优容。直到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才开始派员驻扎西藏，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此后，中央对于西藏的管理日趋严密，1727年（雍正五年）正式设驻藏正副大臣二人，分驻前后藏。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廷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有关藏内大小事务，均应禀明驻藏大臣办理。并规定了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整套制度。
但随着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后，西藏的局势开始复杂起来。英国殖民者在完成对印度地占领后，又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与印度毗邻的西藏。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印度这颗英国女皇皇冠上最耀眼明珠的地位不受损害，使西藏成为印度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次是掠夺西藏丰富的羊毛、皮革、矿产资源，推销印度茶叶和工业品，并通过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为达此目的。英国先后发动了1888年和1903～1904年的两次侵藏战争，通过随后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1890）及续约（1893）、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及通商章程（1908），英国攫取了一批侵略权益，包括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领事裁判权等。（清一代，这等丧权辱国地条约比比皆是，西藏方面的条约其实远远算不上性质最恶劣的）
虽然英国处以强势（在国力上英国超过清朝，在地理上，新德里距离西藏比北京更近），但在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英国也不得不“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但帝国主义从来就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英国只是在寻找更有利的时机实现其侵占西藏地阴谋罢了。
英军两次侵藏战争，更兼沙俄也野心勃勃。窥视西北，使清廷感到西藏地位的危险，有识之士鉴于西藏地位的险要和情势的恶劣，主张在西藏进行改革，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1906年，张荫棠出任查办藏事大臣，拟定善后办法基十四条，主张在西藏练兵筹饷，革除苛政、振兴农工商业。次任驻藏大臣联豫也积极推行新政，设立督练公所、巡警局、电报局、学务局等新机构。在西藏改革的同时，清廷又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藏人聚居的四川西部进行以改土归流为中心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巩固边疆，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改革往往带有民族歧视意味，不容易得到广大藏族人民地支持，同时又与西藏上层封建农奴主阶层地既得利益发生了矛盾，故而遭到他们的反对，清廷对于西藏地控制反而动摇起来。
英国两次侵藏后，为了消化侵略成果，也为了避免与沙俄的冲突，对西藏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政策”，更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分化，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扶植亲英势力。英国驻西藏的商务专员等人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汉藏关系，制造和扩大汉藏矛盾。客观上，随着藏印贸易的发展，西藏产生了一批靠垄断羊毛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的特权阶层，他们成为亲英派地主要人物。亲英派首领伦青夏札即因专靠羊毛贸易营私舞弊。曾被联豫下令抄没家产，更造成了对立。
双方势力此消彼长，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西藏的新政改革措施激起当地上层人物的激烈反对，他们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除呈请暂缓改革外，还煽动各地土司头人反对改革，并直接派藏军进攻川边三岩等地。在此情况下。清廷决定恢复鸦片战争后名存实亡的中央驻军西藏制度，派钟颖率川军入藏以加强控制。1910车2月。川军进入拉萨，在阻止川军入藏的企图失败后，十三世**喇嘛等人于当日仓皇出逃，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请求英国保护。
局势向英国一边倾斜，清军虽然入藏，但西藏当地并未心服。在获悉**出逃后。英国方面却如获至宝，处处加以笼络。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柏尔等人多次会见**，为他打气。不到两年，**与随员已完全倾向英国。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地消息传至西藏后，藏局果然开始再次动荡。先是驻藏清军因欠饷而军心浮动，军中会党分子乘机闹事，后是**消息传来，有人以弃藏回川为号召煽动起事。1911年11月。郭元珍等人领导兵变，囚禁联豫，被钟颍击败，由于紧接着清廷退位，联豫称病休养，藏事由钟颍主持（1912年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其为驻藏办事长官）。但是，不久之后征讨波密大军于撤退途中闹事抢劫，接着与藏军发生纠纷，并波及江孜、日喀则等地。再后来，拉萨市内的汉藏冲突亦因驻军劫掠寺庙而激化（中央欠饷，驻军不得已而为之）。汉藏之间地冲突，本来就有根源，更加之清政府民族压迫，并没有多少可以奇怪的，但是英国如同嗅到了臭味的苍蝇。拼命要来横插一杠。在他们的怂恿和挑唆下，居然掀起了“****”的喧嚣。
卸任不久的英印总督与**密谈。让其派遣官员潜回西藏进行煽动，并由**的内侍达桑占东（亲英分子）负责具体组织军事叛乱，这家伙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地藏军，自任总司令，开始对江孜守军发起进攻，经过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调停”，当地驻军被迫交出枪枝弹药取道印度回国，随即，日喀则的驻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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