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志-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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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局】

　　　　在曹魏集团中关于是否恢复肉刑的争议，至少发生了四次。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三年（208）之前，钟繇等人请求恢复肉刑，遭到了孔融等人的反对，议论的人认为肉刑不是使民众愉悦的方法，于是作罢。

　　　　第二次是魏国建立之后，曹操与众人商议该否复使肉刑，当时陈群、钟繇都力劝曹操恢复肉刑，曹操对钟、陈二人的看法也深为赞同，只是因为战事连绵，又顾及众人的议论，故暂且将此事搁置一旁。

　　　　第三次到了曹丕主政时，重新下诏说：“大理想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圣王的法律，各位公卿应当好好地共同讨论这个建议。”商讨未定，恰逢战事起，于是又停止了讨论。

　　　　第四次是在曹睿时，钟繇再次上疏，请求恢复肉刑，参加这次讨论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意见与王朗相同（认为不宜恢复肉刑）的人居多。而曹叡以吴、蜀尚未平定为由，暂停了这次讨论。

　　　　后肉刑之议遂着钟繇的去世也逐渐落下了帷幕。

　　　　在三国时期，之所以会发生关于肉刑的讨论，主要是因为废除肉刑之后，在徒刑与死刑之间出现了缺口，徒刑对于某些犯罪者而言太轻，死刑又太重，加重鞭打、杖击又不好把控分寸，形制就此出现了失衡，所以在与舆论中出现恢复肉刑的呼声。

　　　　但当时肉刑已经被废除了三百年，而且由于肉刑本身就比较残暴，统治者在恢复肉刑时必然要考虑民心所向，所以哪怕曹操、曹丕等人有意恢复肉刑，但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也是犹豫再三，无法下定决心。

　　　　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刑罚本身也趋向于宽松化，废除肉刑是一种趋势，是历史发展必然的结果。

　　　　而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在隋唐时期，中国法律儒家化已经完成。这时出现的就是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并且为后世朝代所继承，其中流刑本身在秦汉只有零星的使用，在隋朝后，开始大规模普及，并且起到了代替肉刑的作用。

第032章　再战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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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和刘备重新平分荆州后，他再次亲率大军北上攻打合肥，然而再次败北，并且在逍遥津还被张辽追上，差点殒命。

　　　　【攻克皖城】

　　　　为了防备孙权，曹操在江淮一带大举迁徙百姓，使得合肥之南几乎再无人烟，当时在合肥南方曹操只留下重镇皖城以防备孙权。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为充实军粮，派庐江太守朱光在皖城地区屯兵耕地，种植稻谷。又派间谍招降鄱阳一带的强盗头目，作为内应。吕蒙认为“皖县田地肥沃，如果粮食丰收，他们的兵员就会添增，这样一连几年，曹操的优势就显露出来了，应该早点拿下皖县。”于是向孙权详细地陈述了情况。孙权由此亲自征讨皖县，召见各位将领，询问有何计策。吕蒙就推荐甘宁为升城督，在前线督率攻城，吕蒙自己率领精兵紧随其后。凌晨就进攻，吕蒙亲自击鼓，将士们踊跃登城，到早饭时分即攻破皖城。当时甘宁手持练索，身先土卒，攀缘上城，最终攻下皖城，俘朱光和参军董和。待张辽率军赶至夹石时就听说皖城已被吴军攻破，只好引兵退还。

　　　　据《吴书》记载，当时诸将欲修筑土山，添置攻城器具。吕蒙说：“制造攻城设备和堆土成山，须多日才能完工。到那时，敌人城防已经巩固，援兵必定到来，我们将不能夺得皖城。况且我军乘雨多水大而来，如果旷日久留，大水必定渐渐退走，我们回兵的道路会遇到困难，我以为那是很危险的。现在看来，此城不会十分坚固，我三军士气高昂，四面齐攻，很快就可攻克，然后趁大水未退而回军，这才是大获全胜的策略。”孙权采纳了这一建议。

　　　　战后评功，吕蒙第一，甘宁功居第二，孙权嘉奖吕蒙的功劳，当即升任吕蒙为庐江太守，所缴获的兵卒车马都分归他，另外加赏寻阳屯田客六百人，属官三十人，甘宁则被拜为折冲将军。吕蒙回到寻阳后，不及一年庐陵的贼寇又在闹事，诸将领征讨不能擒获，孙权说：“鸷鸟上百只，不如一只鹏。”又命令吕蒙前往征讨。吕蒙兵至庐陵，擒杀首恶，余下的全部释放，让他们复操旧业。

　　　　吕蒙等人占领皖城后，为孙权后来再次北上进攻合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战合肥】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南伐孙权回朝，命张辽与乐进、李典等率领七千多人去合肥屯驻。后曹操出征张鲁，临行交与护军薛悌一份手令，让他带着这份署名急函往合肥予张辽，在函边上注明“敌人到了再打开”。

　　　　不久，孙权就带领十万兵马再次包围了合肥，于是各位将军一起打开手令，上面告谕：“如果孙权兵来，张辽、李典二位将军出战，乐进守城，护军薛悌不得参战。”

　　　　众将都疑惑不解。张辽说：“主公在外远征，等救兵赶到，敌人必定已经把我们打败了，所以命令我们趁敌人尚未集中的时候立刻迎击，挫伤他们的气势，来安定军心，以后就可以防守了。胜负的机会，就在这一战，大家有什么怀疑的呢？”

　　　　当时乐进、李典、张辽基本上是平级，平常都互不和睦，张辽担心他们不同意，李典慷慨的说：“这是国家大事，要看你的计策是否好，（如果可行）我怎么能够因为私怨而不顾大局呢！”在得李典的赞成后，张辽彻底的放开了手脚。

　　　　于是张辽连夜召募敢死的士兵，得到八百人。杀牛犊犒劳将士，决定明日大战。天一亮，张辽披甲持戟，率先攻入敌阵，连杀几十名敌兵，斩杀了两名敌将，大声喊着自己的姓名，冲入敌军营垒，直到孙权的旗帜之下。孙权大惊，手下不知所措，逃上山顶，用长戟护住自己。张辽喝叱孙权来接战，孙权不敢动。望见张辽带领的兵士少，孙权的部下渐渐聚拢，把张辽层层包围起来。张辽左右突围，奋勇向前，冲开缺口，部下几十人随着冲出。余下的士兵高声号叫：“将军要抛弃我们吗？”张辽返身再次突破重围，救出余下的士兵，孙权的人马望风披靡，没有敢阻挡他的。从清晨战到中午，吴兵的士气完全丧失了，退回去修筑防御工事。大家的心情才安定下来，众位将军都很钦佩张辽。

　　　　当时张辽等将领率军出战，还击伤了孙权麾下大将徐盛，随后是贺齐引兵拒击，才得到了徐盛被刺伤时丢失的长矛。孙权包围合肥十多天，看到不可能攻破，便领兵撤退了。

　　　　【再败合肥】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第二次领兵北上讨伐合肥，亲自率大军十万人，而当时合肥守军只有七千余人，双方实力相当悬殊，而且那时因为曹操远在汉中，所以可以预见合肥的援军也不能及时到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却再次打输了。

　　　　归根述源，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孙权不善于攻城战。攻城战在古代是很常见的，一般来说防守方借助坚固的城墙有着很大的地理优势，甚至可以做到以少敌多。孙权除了两次讨伐合肥失利之外，早先他被孙策派出讨伐陈登时包围匡琦，当时孙权兵力也是陈登十倍以上，但最终孙权却无功而返。可以看出孙权在攻城战方面本身就谈不上多擅长，再加上孙权又犯了轻敌的错误，失利是可以想到的。

　　　　遭遇疾疫。孙权在包围合肥后，军中遭遇了疾疫，遂最终决定退军。在古代，疾疫对于军中的影响很大，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就遭遇了疾疫，并且因此惨败于周瑜。

　　　　合肥城坚固易守。在严象被孙策派人所杀后，曹操任命刘馥为新的扬州刺史，刘馥在任时，将扬州治所迁到合肥，并且积极备战，储蓄了大量的物资，建筑高城垒作守护，孙权第一次讨伐合肥失利和此就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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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3章　张辽威震逍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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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在第二次讨伐合肥中，不仅没能打下城池，反而在逍遥津遇险，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孙权可能就挂在这里了。

　　　　而张辽也因为这一仗威震天下，陈寿在《吴主传》、《吕蒙传》、《蒋钦传》、《甘宁传》、《凌统传》、《潘璋传》等《吴志》六传中均有相关记载。

　　　　【威震逍遥津】

　　　　孙权久围合肥不克，又遭遇了疾疫，于是决定退军。当时大部队已经撤出战斗。只有吕蒙、蒋钦、凌统、甘宁以及车下虎士一千多人跟随孙权驻在逍遥津北。

　　　　宋谦、徐盛在这一战中都败阵而逃，陈武战死，潘璋处在队伍后头，便策马向前，横马斩杀两名宋谦、徐盛军中的逃跑者，靠着强压才让兵卒都转头接战。

　　　　那时甘宁引弓射敌，与凌统等拼死苦战。甘宁厉声问军中鼓吹手们为什么不奏军乐壮气，他刚毅凛然的叫喊，大大增加周围军士的士气。为了保护孙权，凌统率领亲近兵卒三百人冲入敌军重围，扶护孙权突围，但敌军已毁坏河桥，桥面上仅有两块木板，孙权策马疾纵奔过桥，凌统回身再战，手下人全部战死，他自身也被杀伤，但还杀死了几十个敌兵，估计孙权已经逃脱，他才抽身赶回。但桥断路绝，凌统只得披甲潜水而行。

　　　　孙权赶到自己的船上后，见到凌统十分惊喜。凌统痛心自己的亲兵无一人生还，悲伤无法自持。孙权抽起自己的衣袖为凌统擦泪，对他说：“公绩，死的已经死了，只要您还活着，何患无人？”于是任命他为偏将军，加倍补充他的本部兵卒。

　　　　据《献帝春秋》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