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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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至今，已过近五十年，我们再去查考王任叔的杂文《论人情》和康生的批判，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仅从《论人情》和《人性论》两个主题，也可以分析出两者分歧的端倪。
　　王任叔的《论人情》无非是用文学的语言论述一下人情，讲讲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情的看法；无非是讲讲一个人自然会有的喜、怒、哀、悦、爱、恶、欲等七种情感；无非是说说人之常情，说说人在集体中的许多情理之中的事。
　　康生对王任叔《论人情》作为《人性论》的批判，其批判内容无非是，《论人情》一文是撇开社会性和阶级性来论人情。也就是说人性论的观点是不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人，不按照人的历史发展解释人性。而《论人情》则是《人性论》的翻版；无非是在批判《论人情》时，和批判《人性论》一样，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等等。
　　综上简述，人们会有这样一个看法，既然存在各自不同的观点，也该用说服对方的办法，而不该用压服的办法。况且两者的分歧、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由于党内最大的“理论权威”康生的批判、定性，王任叔的这篇杂文便成了一棵大毒草，王本人就成了散布大毒草的罪魁祸首。
　　从此开始，王任叔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不仅被撤销了职务，还被调出了出版社，被安排到东南亚研究所去工作。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5）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任叔不管是被调到哪里，他作为一个《人性论》的典型代表，是不容争辩的众矢之的，是挨批、挨斗的重要对象，是被人打翻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从而，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1970年王任叔被强行遣返原籍大堰。有关部门在他的遣返书中，对他强行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参加群众大会，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二、不准随意听收音机；三、不准出县外就医。
　　平心而论，这三条等于给王任叔定了性，他要么就是三反分子，要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么是五类分子。总之，他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一切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手段，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这位年已古稀、革命一生、才华出众、满腹经纶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在老家仅仅活了不到两年，就含冤含恨离开了这个对他极不公平的人世。
　　在这人生最后的两年当中，王任叔在精神上、生活上极度忧闷的情况下，受尽了折磨。
　　王任叔刚回到大堰时，在家乡侄儿梦林的带领下，他背着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迈进了自己幼年居住过的这间空空荡荡的小木屋。他面对此景，十分感慨。五十年前，他为了拯救这破烂不堪的旧社会，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舍命投入家乡的社会革命活动，赤手空拳离开了这个小木屋。接着，他就在中共领导下，出生入死，奋斗了一生。到最后，自己已年过古稀，却仍然是赤手空拳、孤伶一人，被遣回这间小木屋。
　　但是，王任叔不愧为是位久经考验的老人，在感慨之余，在一种美好期望支撑下，他一时忘了怨言、忘了埋怨，也忘了不满，他把自己这间幽暗的木屋打扫一下，将随身带回的被褥和一条毛毯，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然后拿出他带回来的一箱印尼历史的手稿和资料，拍去旅途中积累的灰尘，规规矩矩地摆在了自己的木床前。就这样，便开始了他难熬的晚年生活。
　　可以看出，这位百折不挠的老人、这位出版过五百万字著作的作家，不管自己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一直坚持的是，自己的写作。永不停笔已经成了他终身的嗜好。当他整理干净自己的木屋后，便立即投入修改这部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印尼历史一书。
　　王任叔不停地写，在明媚的阳光下写，在暗暗的灯火下写。他日日夜夜的写作，早已成为乡亲们相传的话题。有人认为王是个有学问的人；也有人认为王是在瞎折腾。王的侄子梦林担心老人日渐衰老，支撑不了多久，便苦口劝王，不要再写了，还提醒王，如果弄不好，写出的东西，还会被人看成是大毒草，还要遭受批判，“你的苦还没受够吗？你这是何苦？！”王回答说：“人活着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革命。过去我的文章被批判，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错了，拿出来批判，也可以教育大家嘛！”
　　王任叔的这句话竟成为他留给人世间最后的一句表白，他用这句话写出了他那壮志凌云的人生，写出了他那威武不屈的一身正气，道出了他写作的宗旨，不怕别人批判，不怕别人谩骂。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有谁会去理他呢！
　　通常人们都会说，意志坚强的人不会被困惑所压倒。这句话，用在王任叔身上，也不为过。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剩下的时间不多的老人了。
　　在王任叔一生到最后、仅剩下不多的日子里，让他继续在小木屋里忍受生活孤独、政治压抑的折磨，不是不可以，让他以写作寄托自己思想压力和内心的怨气，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担心，他看不到组织上对他的政治结论；他担心，自己被无辜陷害的冤情得不到平反，就离开人世。他不甘心。
　　王任叔越想越苦恼，他苦恼到了极点，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他十分绝望。他多次写信给北京要求回北京、要求去干校、要求给他平反，却没有人理他。他想找人谈谈自己的苦闷，也没有人听。他日益焦虑。没有多久，他的身体有些不支，老年性的心脑血管病不时地发作。他的精神进入了全面崩溃。他的神经错乱了，他疯了。
　　王任叔疯了后，常常深夜跑到大街上吼叫，跑到四邻去敲人家的门，甚至，在严寒的冬季，他常常不穿衣服在街上乱跑。
　　王的侄子梦林面对老人日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担心会有什么意外，曾两次给北京写信，要求派人来大堰安排王到外地治病。然而，两次离乡都没治好他的病。
　　于1972年，王任叔的病情再次恶化，又不得不被送到奉化医院。不久，这位叱咤风云的文人，孤寂地离开了人世。
　　以上是王任叔由于不拘小节造成的一场悲剧，也是他不注意自己的大使形象带来的灾难。如果有人问，王没有这一不拘小节的过失，是否在他的后半生会安然无事？这也难说。但事实上，他后半生所遭受的灾难，确是由于他不拘小节造成的。
　　这个教训很惨重，值得办外事的人引为鉴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任何人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谁都不要打保票，一生不栽跟头、不犯错误，只不过错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而已。
　　人们常说，对有错误的人，可以批评帮助，不可以打棍子、扣帽子，更不可一棍子把人打死。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6）



　　然而，王任叔由于小节不慎，却在那些年被康生等人看成是大逆不道；王的一篇小论，又被康生定为“人性论”的反动文章。结论一下，没有异议。于是王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被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批斗对象，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孰不知，康生一向不尊重人才，藐视文人，而且还有无情打击有志之士的怪癖。可以这么说，在康生的淫威下，死于一文者，死于一论者，何止王任叔一人。更为令人恐怖的是，康生在整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可以独断专行的、一竿子插到底、立马兑现、别人难以干涉的整人手段。
　　当康生发现有什么一文之错、一句不慎，或错画一笔画的时候，他就随意地大笔一挥，就将作者变成政治敌人，不是罢官，就是下放劳改，不容作者有任何争辩。
　　文人王任叔被下放，实际上是被塞在无法曝光的角落里，任其自消自灭。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为了治国，都曾大力推崇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出现过以知识、以道为先的时代。孔子的《论语》中也有论述，他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无视知识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与党的伟大事业和重大胜利相比，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一个历史大倒退。
　　一个外交官出门在外，特别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任何酸甜苦辣都会碰上。
　　这些为国为民出使国外的群体，都做好了承受一切的思想准备，而且把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像王任叔这样被人家算计的事情，何止是一起两起。
　　王任叔的遭遇，是一件由于举止不当、被坏人窃照造成的悲剧。然而在我们外交队伍里，有一位大使（下称外交官）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和举止，却也被人偷偷拍了照。其实，被窃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该外交官尚不知在被窃照的时候，有一位东方舞女郎站在他的背后。
　　该外交官被窃照的第二天，在伊朗的大报纸上刊登了这张照片，并附有奇文说，中国外交官在欣赏肚皮舞（即东方舞）。
　　该照片上是，我外交官坐在一家餐厅的餐桌上用餐，背后有一位穿着单薄的东方舞演员，在作扭摆屁股的舞姿。而在这篇介绍照片的奇文中，作者则大肆渲染写道，中国外交官在享受这种用餐的乐趣。
　　这一奇文和照片明明是有意对我外交官进行丑化和诽谤，用心很坏。
　　这位外交官当时很紧张，他回国后，立即向有关部门作了解释，他说：他回国途经伊朗，住在希尔顿旅馆。这天，他到餐厅去吃饭，正巧碰上在餐厅有东方舞表演，他也没在意。当他发现东方舞演员跳到他背后时，他感到很尴尬、很紧张。多年来，他在国外从没经历过这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