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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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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没在意。当他发现东方舞演员跳到他背后时,他感到很尴尬、很紧张。多年来,他在国外从没经历过这类事情,不知应如何应付,是躲、还是藏,当时自己已六神无主了。其实,事到临头,任何防范,都已无济于事,任何抗拒,也显得太粗暴、太无礼。就这样,他被一个东方记者拍了照。
  我很同情这位外交官的窝囊遭遇。关于东方舞,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愿多写上几句。
  东方舞俗称肚皮舞。这是伊斯兰教国家比较普遍的民间舞蹈。当然也有专业性的、比较高档的东方舞,舞姿难度大些,但基本动作都差不多。
  通常的东方舞是,舞蹈女演员身穿薄薄的民族服装,露着一段肚皮,跳起舞来,按着民族音乐,主要是手鼓的节奏,全身大摆动,时而动腰,时而动背,时而抖腿,舞动起来,如同山脉起伏,又同波浪翻滚,既绚丽多彩、婀娜多姿,又有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都不断地流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特色。
  应该说,在许多国家中,东方舞被看成是代表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因此,这些国家有些生活比较富裕的人,每逢节假、喜庆的日子、以及嫁娶等美好的日子,都要专门请高水平的演员来跳东方舞助兴。特别是在婚礼上的东方舞,更是光彩夺目。当东方舞跳得起劲的时候,宾客也都会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便自动走下舞池,跟着手鼓音乐节奏,翩翩起舞。
  有的国家在大饭店的餐厅里和豪华的旅游船上,都安排有东方舞的表演节目,而且还有人为了赚钱,专为宾客和东方舞演员在表演时拍合影照片。
  还有的国家在国宾下榻的宾馆也安排一场东方舞,以示对贵宾的友好和欢迎。如果来宾对这种欢迎方式表示满意,主人会很高兴,否则主人会很难为情。
  因此,外交官和东方舞演员被拍照一事,本应该说是件十分清楚的平常事,被坏人歪曲也不必大惊小怪。
  外交部几位副部长都对外交官被窃照这件事,不以为然,都没重视,大家传阅后,谁也没有兴趣去查问,既没上报,也不下达。
  但是,此事毕竟在国外被登了报,还被人横加歪曲了一番。因而,在外交部为这位外交官担心的人,也不在少数,担心再出现一个王任叔式的悲剧。
  事情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谁也没听说有人再来纠缠此事。有可能这件事理解的人比较多,同情的人比较多,就是有人说三道四,在外交部也没有市场。更重要的是,此事没被康生发现,没被坏人利用。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


  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难辩的新闻官;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1)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外交人员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围攻、封锁、诱惑以及策反的压力下,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在国际上不仅处处坐冷板凳,而且还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
  其实,对这种来自外部的谩骂和冲击,我们并不在乎,也不感到意外。
  我们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大不了憋足了劲,埋头苦干,竭力开展活动,设法变被动为主动,以改变我们的不利局面。
  然而,使我们在乎的、又深感意外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来自内部的康生、谢富治极左势力的冲击。
  这种极左的冲击对我外交工作的干扰是极大的、也是极为残酷的,而且还是无法抗拒、无法抵御的。
  这种极左冲击,不管它是如何不可思议,不管它是如何蛮不讲理,我们只能逆来顺受。致使不少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蒙受不白之冤。
  这些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仍然还活在人间。不管他们是死是活,我们尚在的知情人,都应该千方百计地帮着还他们一个公道,还他们一个清白,让这段不公正的历史,正本清源,让受极左陷害的人,得以昭雪,让九泉下的冤魂,得以告慰。
  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难辩的新闻官;
  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有口难辩的新闻官一事,是主管外交部新闻司的部长助理龚澎生前对我讲的:
  一个假日的中午,我们一位新闻官错过了食堂的吃饭时间,便信步走出外交部,想找个饭馆吃饭。他走出外交部街西口,往南除了大华电影院北侧有个卖早点、豆浆的小铺外,在路东就没有个吃饭的地方。他只好走过马路,到对面的“青海餐厅”去,吃顿可口的饭菜,也算是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新闻官走进餐厅,刚刚坐下,头也没抬,正准备点菜,突然一位苏联记者走过来,很有礼貌地向新闻官打招呼,并用俄语对新闻官说:“你好!同志,非常高兴在这里和你相遇。”新闻官起身和该记者握手致意,并表示也很高兴和俄罗斯朋友相遇。该苏联记者接着说:“你看,我们来了四位记者在这用餐。”新闻官随着该记者所指,抬头一看,还有三位苏联记者坐在里面餐桌上,一看便知,那三位也都是在工作中相识的老记者。
  就在那一刹那,里面的三个苏联记者立即一同举起了三只手,向新闻官打招呼,如同久逢老友,表现得极为热情、极为友好。
  新闻官也只好举手点头以礼相待。这时,站在新闻官旁边的这位苏联记者说:“都是相识的朋友,久未相遇,何不坐在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喝上一杯,聊聊天,岂不是一件很难得的好事。”
  新闻官觉得不妥,他很敏感地意识到,他和这几位苏联记者都是因工作关系相遇、相识的,并没有深交,对他们也不甚了解,贸然和他们一起吃饭,多有不便。同时他还想到,外交纪律要求很严,在和外国记者接触中,万一失言,岂不是自找麻烦。于是,他便婉言回答这位苏联记者说,感谢他们的美意,只是自己有事,要快吃早走,不过去打扰苏联各位朋友了。
  苏联记者已看出新闻官是在推托,便很坦率、很诚恳地对新闻官说:“今天是假日,都在休息,就是有工作,也得吃了饭再说。我们四个人都是你的朋友,能够在餐厅和你相遇,机会难得。假如将来你去莫斯科工作时,在大街上碰到我们,你也会这样做的。我们单纯地是为了友情,没有任何其他含意。来吧!别客气啦!”
  在这一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新闻官不便再过于生硬,硬是把人间友情拒之门外,似乎显得中国人不懂礼节、不懂友情。
  就这样,新闻官便很勉强地被请到了四位苏联记者中间坐了下来。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干部不管处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出自友谊和工作需要,可以和外国朋友自由接触。特别是对方主动向你作出友好表示,可千万不要拒绝,要注意礼尚往来。这一点也曾有过明文规定。假如偶然和外国朋友相遇,要很自然地处理好有来有往的友好活动。
  甚至在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外交部干部和这类国家的朋友接触,也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和约束。然而,在那一段时期,由于双边国家关系,双边人员的非正式的接触,虽有,但不多。
  龚还说,为了开展工作,为了锻炼干部,我一贯主张,我们的干部应该无拘无束地和外国记者交朋友。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鼓励外交部干部不管是使团中活动、还是在其他大、小型外交活动、以及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活动中,都要大大方方,不要有什么顾忌。而且我也曾向个别人讲到,我们在30~40年代是如何和外国记者交朋友的,是如何开展民间友好活动的。切不能坐在家里等工作。因此,我们一贯给我们干部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机会和外国记者接触。
  这天,苏联四位记者和新闻官坐在一张桌子上,都是年轻人,大家很快就像老友聚会似的又吃又喝。
  我们这位新闻官从外交资历、业务能力到外语水平以及外事经验都比四位苏联记者要高得多,应付这些记者的能力绰绰有余。因而,这顿午餐在新闻官主动周旋和盛情关照下,都吃得很开心,但时间也稍为长了些。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2)



  饭桌上,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单一,谁也不谈正事,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生活小事。
  苏联记者最感兴趣的事是,想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他们的中文口语。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在莫斯科学的中文,在书本上的功夫挺不错,而口语却实在不行。
  五个人间的谈话随随便便、东拉西扯,没有主题,但双方都十分满意。
  谈话的兴趣虽然很浓,但也不能无休止地谈下去。最后还是新闻官主动提出告退。苏联朋友也同意。
  就这样,新闻官和苏联四位记者在餐厅门口分手,各奔南北。
  这场友好交往的聚餐就是这么简单。但谁也没想到,这顿饭却成了新闻官一场飞来的横祸。竟被有关部门认定是,新闻官在向外国记者传递情报。
  第二天一上班,龚澎得知此事十分惊讶,她当即向有关部门表示:该新闻官是我们司里的业务骨干,他平时的工作任务就是和这些外国记者打交道。外交部的干部和外国记者吃顿饭,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存在什么里通外国的特嫌问题。
  事后,龚澎非常明确地告诉该新闻官说:“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弄明白了。你受了委屈。这件事就算已经过去,以后谁也不要再提及这件事了!”
  接着,龚澎十分感叹地对我说:“经过一段平静之后,来找我外调这件事的人络绎不绝。
  “凡是找我外调的人,我都明确地告诉他们,该新闻官是我司的好干部,没有任何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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