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父亲和我握了握手，然后他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个小盒子，“祝你走运！”父亲对我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转身离开，开着车慢慢远去。　
　　我打开了小盒子，让我万分震惊的是，盒子里装着一块崭新的手表——这是我少年时代收到的最贵重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不是母亲送给我的，也不是祖父母送给我的，而是父亲送给我的，是那个总是对我失望至极的父亲送给我的。一时间，我既高兴又困惑，我是走到了人生的转折点吗？我是否应该从此改变对父亲的看法呢？　
　　我立刻把表戴在手上，反反复复地欣赏起来。和我同一个火车车厢的人都注意到了这块表，“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我解释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　
　　我在NAPOLA接受了一周的密集考试和教育，自我感觉还不错。　
　　等待考试结果的时间是那么漫长。当考试结果通知书邮到我们家时，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父亲迫不及待地撕开了信封，仔仔细细地阅读起来。从他脸上的表情，我都可以看出考试的结果不理想。父亲好像遭到当头一棒，在迟疑了一会儿后，父亲拿起电话拨了学校校长的号码，他在电话上称呼校长为“党卫军中尉先生”。我在门口等候着，浑身发抖。父亲一言不发，沉默地听着电话那头校长的谈话。似乎只有校长一个人在讲话，父亲非常安静，但是明显地十分沮丧。最后，他恭恭敬敬地说道，“向希特勒致敬。”然后放下了电话。他没有对我说一个字，走进了隔壁房间，母亲在隔壁等着，我能听见他沮丧地对母亲说，“我们的儿子是个软蛋。”他的希望跌到了谷底。　
　　我自己也深受打击，而且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没有考好。我问父亲，校长都告诉他什么情况。从表面上看，我缺乏精神上和体力上的持久力。（母亲后来告诉我，校长的原话是，我太弱不禁风，而且太容易生病了。我或许无法承受作为纳粹领导接班人必须接受的精神上和体力上的高度压力。如果和后来的实际情况相比，这个评语实在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不过，校长安慰父亲说，我或许可以就读新成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他们接收年满12岁的孩子。父亲这次并没有打我，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臂，一把将那块他送给我的表摘了下来。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了，我不配拥有这么昂贵的礼物。　　　　　
　　第二章　战争　　　
　　战争（1）　　　
　　不久，我们家就搬到了布雷斯劳，父亲则开始在德意志广播电台工作。这家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宣传网络的一部分，能够为德意志广播电台工作是很光荣的一件事。父亲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参加了纳粹党，自然，父亲是不会承认这种关联性的。显然，父亲根本不具备为电台工作的资质，也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他在电台的职责就是做监察员，密切关注电台播出的内容，确保电台的宣传与纳粹党的纲领高度一致并且留意颠覆分子的行动，诸如此类。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住在城市里。布雷斯劳当时是下西里西亚的省府城市，它斜跨奥德河两岸。布雷斯劳的老城区还保留了许多狭窄的街道和旧时的教堂，有颇为浓重的中世纪城市风格。内城区的所有街道最后都汇集到市场广场，广场上坐落着哥特建筑风格的市政大厅，市政大厅最早于16世纪开始修建，从中世纪以来很多西里西亚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圣诞节的时候，街道被皑皑白雪覆盖，整个城市显得非常美丽。不过，我们在这次搬家中无法带上家里的狗，我时常地会想念它们。很快，我就腻味了这种住在公寓楼二层的生活，而且附近也没有去处，只有一小块公共场地可供孩子们玩耍。　
　　搬家后父亲经常早出晚归地忙工作，我不常能看到他，这是这次搬家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了。父亲现在挣钱比以前多了许多，但是他并没有多给母亲家用的钱。他把大部分薪水都用来购买漂亮的外套、和纳粹党内的朋友下餐馆，或者去参加周末狩猎活动。最让我母亲生气的是，父亲偶尔还会带一帮朋友回家吃饭。母亲往往会在开饭前1个小时左右接到父亲的通知电话，他要带客人回家吃饭，母亲得在他们到家前准备好一桌饭菜。母亲会抱怨说她没有足够的买菜钱，但是父亲根本不予理会。　
　　常常来我们家吃饭的有弗里茨·瑙约克斯（Fritz　Naujocks），这个人后来因为捏造进攻波兰的虚假理由而声名扫地（瑙约克斯将一群集中营关押的犯人穿上了波兰军队制服，上演了一出对格利维策广播电台的“进攻”。这为希特勒制造了借口，指责波兰挑起敌对行动）。父亲也开始接触卡尔·汉克（Karl　Hanke），汉克是一名热情的纳粹分子，他当时担任着西里西亚纳粹党的党主席，曾经与宣传部长漂亮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有一段私情。当然，父亲从没有对我提过这件事，但是我经常能在起居室听到他对亲信的人谈起纳粹党新近的流言蜚语。　
　　父亲对这份新工作很上心，一周总有那么一两次他会穿上崭新的黑制服和光可鉴人的大皮靴，兴冲冲地去上班。不过，公寓的管理员却认为父亲像一头蠢驴。公寓的管理员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有一次，父亲又穿上黑色党卫军的制服在她面前炫耀，父亲还对她抱怨公寓的一些问题。然后，父亲就离开了，恰好我还呆在大堂里，听到管理员说：“制服挺漂亮的，可惜连一枚军章都没有。”在纳粹德国时期，军章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在战争时期，只要参与运动就能获得军章，连受伤的人都能得到奖励的军章。一个人受伤的次数越多，得到的奖章越多，就越光荣。事实上，父亲甚至都没有得过最起码的“运动参与奖章”，因为他连游泳都没有学会，而很多十几岁的小孩都能获得这枚奖章。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才意识到父亲在外面的形象有多么可怜。不过，公寓的管理员也是差不多可怜的一个人，她也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她的丈夫是这幢公寓楼的“监督员”（一个地区负责向纳粹党通风报信的人），主要的工作就是监督大楼里是否有人造反和捣乱。他们家为此可以得到额外的配给量。但是，这个男人是个酒鬼，经常喝醉了和人发生口角。最讽刺的是，因为他就是这幢楼的监督员，没有人能够去告他的密，哪怕是党卫军的人也不能告他！　
　　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一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那是在世纪大厅，大厅里挤满了希望得到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人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记不清具体是怎么见到希特勒的了，或许还是和父亲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那份工作有一点关系——他们肯定要广播这次活动。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出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希特勒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　
　　在那个时代，希特勒的成就让绝大多数德国人感到振奋，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慈善的独裁者和天才的形象。当时的经济处在繁荣阶段，几乎不存在失业的现象，每个人似乎都能得到一份工作。汽车高速公路的网络不断扩大，大众汽车价格低廉，受到人们的好评。希特勒许下的一切承诺都逐一实现了。　
　　1938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德国的小孩只要满了10周岁，都可以加入青年团的少年班。加入仪式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那天举行。现在，我获得了为社会工作的光荣角色，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我们班共有48个人，每周三的晚上在当地学校集会，如果有特殊活动，也会在周末集会，我们还一道去郊外露营。希特勒青年团的一条原则是，青年人才是青年团的领袖，班上的成员也因此结下了同志般的友谊。田径比赛、郊游、篝火晚会，还有运动会都是我喜欢的活动。我还全神贯注地参加了军事训练和历史教育。我没有发现自己和士兵相比有什么不同，青年团少年班受的训练和士兵一样，而且我们在早年就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命令。　　　
　　战争（2）　　　
　　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无论是在家还是在青年团少年班，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并且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是青年团少年班的一员，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　
　　我还记得，我们在少年班露营的恳谈会上也讨论过集中营这个话题。我们得到的说法是，这些集中营是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劳动营。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树立强硬个性、强烈意愿和自控力的重要性。虽然是父母生养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属于国家，这是少年班经常强调的观念。德国以前从未有过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伟大的领袖，这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们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我们自己有义务消灭所有劣等民族根深蒂固的坏习惯。犹太人怀着消灭德国的野心，然而，我在当时并不认识任何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不知名敌人的统一指代称谓。直到“水晶之夜”，我才知道，我常常在糖果店碰到的那些和气的人都是犹太人。　
　　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父亲从书架上抽取了两本书，告诉我是时候读一读这两本巨著了。这两本书分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所著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父亲习惯提一些与我看过的书内容有关的问题，我一目十行地跳读了这两本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