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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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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的书中，我漏读了关于他明确自己政治目标那些骇人听闻的部分，因为我觉得，一度潦倒的艺术家在维也纳苦苦挣扎那部分的描述和希特勒在一战中的经历更引人入胜。那就是我对这两本书的惟一印象了。我懵懂的头脑丝毫没有意识到，希特勒关于种族理论的荒唐观点和独裁统治原则有多可怕。罗森伯格的书则完全超出了我的兴趣和理解力范围。万幸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就这两本书提过任何问题。
1938年，我成为了一名高中生。伊利莎白高级中学是城中最有名的古典大学预科学校之一。该校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学术界久负盛名。尽管在纳粹意识形态统治下学校不得不改变治学标准，但是仍然做到尽量不背离道德标准的是与非。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我非常喜爱在这所学校遇到的第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发现了我对诗歌创作的兴趣，而且鼓励我坚持下去。他告诉我母亲，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天赋。这位老师名叫博比（Poppe），是个非常热心的人。他坚持所有用词的德语化，严格控制我们运用外来词，他像训练一队士兵一样训练我们。一旦他走进教室，我们立刻要集中注意力。
1938年5月23日那天我迎来了10岁的生日，我的弟弟弗莱德里希·乌尔夫也在这一天出生。母亲说，如果弟弟恰好早10年同一天出生就好了，她就有一对双胞胎了。不过，在这之前，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这个消息在国内引发了难以形容的情感狂潮。同年10月1日，德国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苏台德区。类似的许多大事件都是通过德国宣传部控制下的德国官方新闻影片——“德国战时新闻纪录片”播出的，约瑟夫·戈培尔是德国宣传部的主脑，也就是父亲事实上的最高上司。戈培尔是个天才，但却有着丑恶的灵魂。
戈培尔是作为知识界驱动力和煽动政治家的形象出现的。他创造了纳粹民族主义的口号、形象和神话，使得纳粹从默默无闻的小党派一跃成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他受过罗马天主教的正统教育，在海德堡大学潜心钻研过历史和文学。一战时期，由于幼年患过小儿麻痹症跛脚的缘故，戈培尔未能加入军队服役。戈培尔个子矮小，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总是一幅咧嘴大笑的表情，他这样不同寻常的长相因为容易临摹而颇受讽刺画家的欢迎。
但是，戈培尔善于言辞，加上知识广博，是再好不过的沟通资讯人才。他是一个不知疲倦而且顽强的煽动者，善于运用恶毒攻击、诽谤、暗讽等狡诈手段打击对手。戈培尔冷酷、老谋深算而且爱嘲讽人，他的声音低沉有力，经他之口说出的花言巧语对社会底层的广大失业群体有着很强的煽动力。有时候他只需要有选择地运用一些谚语警句，就能激起听众充满仇恨的怒火。他设计海报、组织集会并指挥了纳粹分子与反对派展开巷战。亚瑟·阿克斯曼是戈培尔早期的追随者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还是少年的他就与戈培尔一道，在柏林的大街小巷上作战。阿克斯曼后来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还在希特勒统治的后期任命我作为他的信差。事实上是戈培尔一手创造了元首化身德国人民的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的神话，他将希特勒捧成了一个超人类的半神。
德国对苏台德区和奥地利的占领原本是可以引发一场战争的，但是这两次侵略性的行动却为希特勒赢得了无上的荣誉和声名，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我至今还记得在电影院观看新闻影片的情景。我还记得他那辆黑色的奔驰车在轰轰响的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威武地行驶着。德国绝对不会被分裂！眼前闪烁银幕上的人群在激动地鼓掌，热烈的掌声得到了影院观众的响应，掌声久久不绝。所有的人都狂喜万分。
战争（3）
1938年11月10日清晨，电话响起的时候父亲还在家里。打电话的人和父亲一个部门。父亲听电话的时候显得很兴奋，然后他挂断了电话。他的双眼满是喜悦，“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给犹太人点颜色瞧瞧！”他说的就是著名的“水晶之夜”。我以为，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代号了。在我上学转乘电车的街角有一家犹太人开的鞋店，已经成为了这次行动的目标。人行道上散布着被砸碎玻璃窗的碎片，鞋店的展示橱窗用木板盖上了。我和其他许多人透过木板的缝隙看到，两个身穿黑色有腰带的长袖衣服、带着黑帽子的长胡子男人正在紧张地盘点货物。稍微年轻的那一个在点数，稍微年长的那一个可能是他的父亲，正在计数，看看到底损失了多少。
几天以后，我路过那家糖果店，我曾经在那儿买过糖果和巧克力。糖果店要么幸免于难，要么店主就是已经更换过了平板玻璃窗。反正在我看来，糖果店没有任何遭到破坏的迹象，但是店堂内空无一物，彻底关门了。乘电车去学校的途中，我还看到一座烧焦了的犹太教教堂，废墟上还冒着浓烟，着火的建筑被人用绳子拉散了架。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有多少人会因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呢？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都愿意把这段记忆埋在心里。我的祖父母就是这样，我是后来才发现的。但是 “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我没有产生同情的感觉，我原本应该记住第一位老师所说的话，他总是告诉我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有萌发出为他人着想的念头。
1939年的暑假，祖父带我去了趟慕尼黑。我们参观了警察车站附近的希特勒故居，并且在一个意大利艺术家开的客栈就餐，据说以前希特勒也常常来这里用餐。这样的旅行在当时的德国是一种普遍的英雄崇拜行为。8月的时候，德国宣布开始发放配额卡。“那就是说，战争快要爆发了。”我母亲肯定地说，父亲却只看到了多一张配额卡的好处。8月31日，我第二个弟弟乌尔里希·乔治出生了。他出生的第二天，战争爆发了。那天是1939年9月1日，我看见大批摩托车队在布雷斯劳城里来来往往。我朝着摩托车手挥手，他们也会挥手回应。希特勒发起了闪电战后，我成天坐在收音机旁听战况报道。大家都尝到了报复的甜头。
新闻报道每天都要通报国防军总部（OKW）的战况。此外，重要军事公告不断传来，完全打乱了电台正常的节目顺序。嘹亮的号角声不时响起，随后报道的往往是军事上的又一次胜利。1939年9月4日，捷报再次传来，德国军队已经席卷过波兰，并且开始踏上东普鲁士的土地。东普鲁士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离了德国的统治，现在终于重回帝国的怀抱。
9月6日，我们的军队攻下了克拉科夫和比得哥什两座城市。据说，在战争爆发以前，克拉科夫的波兰人杀害了许多德国人。9月8日傍晚发布的一份胜利捷报向德国人宣布，我们的军队已经抵达了波兰首都华沙。捷报频传，德军大获全胜，举国上下都在欢庆。
但是，有一个人让我不禁停下来，反省我们的行为是否正当。舒斯特·斯蒂芬是住在附近的补鞋匠，是一个典型的汉斯·沙驰类型的人物（汉斯·沙驰是15世纪时期德国的一个补鞋匠，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剧作家和诗人）。斯蒂芬在修补我们家的鞋子和父亲的大黑皮靴时，总会让我坐在他身边的三脚凳上。他那朴素的哲学观很让我受用。他告诉我，在波兰动荡不安的历史上，这个国家一直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他指出了很多德国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告诉我，除了那些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德国人以外，不少波兰人也具有德国人的血统。他还说，居住在罗兹城的波兰人尽管都有斯拉夫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德国人后裔。
他让我认识到，就像过去那些战争一样地微妙，即使在波兰人当中也有种族融合的现象，很多西里西亚人的家族名起源于波兰，但是他们却是纯粹的德国人。不过，也有不少西里西亚人具有波兰人的血统。斯蒂芬列举了几个邻居做例子，不过我后来都记不起这些人的名字了。然后，我又想起了我一二年级时的同学鲁迪。他的名字听起来是波兰人，但是他的父亲很高大，和鲁迪一样长着一张有十足日耳曼人特征的脸。
舒斯特·斯蒂芬在过去的1年里为我父亲的黑皮靴换过无数鞋底和新鞋跟，他知道父亲是党卫军成员。我有一种预感，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但是我能感觉出他不赞同父亲的工作。斯蒂芬或许也不喜欢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我和其他孩子对军事胜利产生了极大热情，对波兰军队的溃败不屑一顾，斯蒂芬对我们的这种态度很不以为然。
后来，舒斯特·斯蒂芬问我一些关于波兰天文学家尼克拉斯·哥白尼的问题，哥白尼的学说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斯蒂芬问我是否知道化学家玛丽·居里夫人，他说，居里夫人是法国人，但是却嫁给了波兰人。他还提到了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斯蒂芬的提问甚至还提到了波兰民间英雄马歇尔·普拉斯基，普拉斯基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
或许，斯蒂芬希望我意识到，既然有这么多杰出的波兰人，那么将波兰人贬称为“波兰猪”是不妥当的。但是，我无法接受斯蒂芬的观点，我只相信那些我被期望相信的东西。波兰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憎恨德国人，残害德国人，现在是他们应当接受惩罚的时候，他们活该被英勇的德国士兵击败。
战争（4）
10月16日，从前线传来了新的消息，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就德—苏势力影响范围边界达成一致意见。这场战争似乎到此结束了，占领也宣告完结。宣布这一消息的军事公告称，这是东线的最后一张军事公告。
我第一次在战争中受伤是在1940年，当时我只有12岁。母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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