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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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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青年缓缓站起，出了门，急慌慌地走了。
那便衣特务又指指那对老夫妻：“滚！”
然后他又指指抱孩子的中年女人：“滚！”
他这样指来指去，连声叫“滚！候诊室里的人，被叫到的，指到的便立即站起来，急急向外走，没有被指到的”没有被叫到的也都急忙起身等待，张明达也跟着连忙站起，那便衣特务看看他，问：“你的，干什么的来？”
“看病，我有胃病。”张明达说着，从衣袋里掏出李得森为他开的几张处方。双手展开，送到那便衣面前。那使衣瞟一眼药方，伸手在他腰间、腋下摸索。张明达举起双手，那便衣摸索完了，顺势拉他的胳膊往门外一推，死脸丧气地大叫一声：“滚！”同时踢他一脚。
张明达恨不得马上蹦出院门去，但是取得的现场效果还必须演下去。他假意莫名其妙地回头问：“大夫的，不给看病的？”
那特务对他又吼一声：“滚！”然后转身对屋里的人们一通乱踢，乱叫：“八格牙路，滚，滚，统统的给我的滚！”踢过吼罢，拉一把另个便衣，径自大步走出院门去了。病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向大门挤去。
张明达反被落在后面了，他边走边回头张望，见张敏从卧室门里闪出来，便有意放慢脚步，想对她说句话。
但是张敏却迟疑不出门来。
张明达只得跟随人们出了院门，左右看一眼，不见警察和便衣特务，急忙回身又进门，恰这时，张敏赶来关门，他双手拉合大门用背抵住，对张敏向卧室方向用手指指，示意问：屋里是否还有敌人？张敏微合眼，向他摇了一下头。他明白，警察特务们都走了，暂时无危险，忙对她说：“应该马上向上海组织报警。”
她重重点了一下头。
“你呢？走不走？”他催问她。
“老李已经被捕，我当然走不脱了，他们肯定有埋伏监视我，你·趁人多杂乱，快走吧。”
“郑百千和无锡的邱麟祥怎么通知他们？”
“由我负责，你快走吧，别耽搁。”张敏一手开门，一手推他。
“我告诉外围的楼志明同志，以后通过他来同你联系。”
张敏又点点头，用力拉开门，推他出去，马上把门关上了。
到现在他才感觉到自己心跳得震动全身，又左右瞟一眼，大步走去，边在心里盘算，下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该作什么。虽然他早有准备。但事情来得还是突然，紧迫，当然，其实并不突然，完全可以早点避免。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也无人可埋怨指责。当务之急是快去给陈一峰报警，还有汪敬远。
街上行人来去匆忙。他发现，人们都对他投来奇怪的一瞥，他意识到自己的脚步太快，大概神色也慌张，便忙转弯走进一条小巷，并且放慢了脚步，使之从背影望来也像平常走路的样子。
转过儿条街巷，上了复兴路，到了中联社高级职员住的4 号院，走到陈一峰住的房子前，正要举手敲门，却听见里面传出“呜呜”的女人哭声，那么低弱，那么悲伤，像在呻吟，他明白地意识到，这哭声，意味着：陈一峰也已被捕了。
不能停留，不能犹豫，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冒最大危险也要去给汪敬远发个警报。虽然他和汪敬远没有直接联络关系。但是，这时是非常紧迫时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至于用什么方法和形式，总有办法的。可以托人叫他出来，扔一句叫他明白的话就走。或者。。他一边走，一边想，待走近汪公馆时，完全没有信心了。且莫说进汪公馆，踏上颐和路都不可能，汪精卫的警士团，日本宪兵，在这条短短的小街上构成个禁区。你踏进街口试试？先把你拉进警士团盘问清楚再说。
他只得改变主意。眼前只有一项紧急任务，就是立即赶回上海去，向上海组织报警。
他匆匆赶到了绫庄巷7 号，这是他的备用秘密点。那位外围同志楼志明就住在这里。他向楼说明了发生的情况，然后换了衣服，戴上副眼镜，一下子变了模样，又带上另一张“良民证”，临走也没忘记嘱咐楼志明提高警惕，最好暂时换个地方住几天。然后匆匆赶到下关站，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别快车，直到火车启动，离开下关站后，才松了口气。
车到上海，他又没招了。茫茫大上海，熙攘大人群，到哪里去找老吴？哪里是接头点？紧急联络信号是什么？联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所有这一切，他一概不知。而且，自中西功被捕后，老吴住处不定。更何况，自他担任联络员以来，只和程和生联络，从未见过老吴的面。现在去找他，不是和自己开天大的玩笑吗？
当天夜里，万般无奈。他赶到了浦东乡间远房亲戚赵启新家屋后，没去惊动人家，在房外直等到天亮。一夜之间，没有一点悲凉和愁虑，一心只想用什么办法得到上海组织上的消息，就这样，直待到人家开了门，他才露面。
赵启新不是党员，但和张明达感情关系很好。这人从小学制作皮件手艺，后来专做“坤包”。他心灵手巧，走在上海街上，看见阔小姐太太们手提包里有新花样的，回家把那花样略加改动，便缝制出一个更新的样式来。就这样，自己缝制，自己销售。但是，在日本统治下，这种小本手艺，生活也难得维持。张明达偶而到他那里去，除了在经济上对他略有周济的原因外，更多的是两人话题投机，因之，他对张明达的为人，早已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对张明达说：“不怕，到了三关要命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我房后有个地坑，那是块宝地。急了眼，我还有刮皮子的刀呢。”
他们之间的谈话都不是随便说的，赵启新一见他，开口责怪说：“既然来了，怎么不叫门？在外面受罪！”
赵启新的父母，是两位典型的江南敌占区农民。一见张明达，忙给他换上种田人的衣裳，煮一大锅泡饭，把他按在方桌旁，两老一齐劝：“吃吧，吃吧，你们是打鬼子爱国的人，不吃饭怎么行？”
张明达就是吃不下饭，端起碗便出神。
他挂念着自己的同志们，想得到他们的消息。
他托赵大爷到上海阂行路他的家里去打听。连去三次，回来都说，屋里人讲：没听人们说过东洋兵捉人的事，又说，叫他在这里再住几天。这令他更加坐立不安。时间这样一天天过去，他将失去党的联络，没有工作，最后也将丢掉党籍。他常在半睡朦胧中，忽然看见程和生迎面走来，和他接头，也看见陈一峰漫步逍遥地在他面前走过，却不理他。。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在世界所有共产党里首屈一指。每个人在被吸收入党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从家庭经济状况，到本人社会经历和他的亲属以及社会关系。在入党手续方面，要宣读誓词，誓词的中心精神强调，要为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为此，在行动上，要执行党的章程，服从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残酷的斗争需要，迫使全党都要特别强调组织纪律性。党员调动工作，需要有文字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用特定的接头暗号）组织关系介绍信。没有这个组织关系介绍信，任何一级党组织都不承认其党员身份，也就不与之发生党的组织关系。即使互相认识的党员，没有组织关系介绍信，也不能承认其党员身份。那么，这个党员，便被称之为“失掉了组织关系”，“失掉了党籍。”当然要问一问：怎么失掉的？被敌人俘虏了？被敌人逮捕了？何人可以证明？证明人在同一时期内在哪个党组织内过党的组织生活？表现如何？有无通敌可能和嫌疑？都要考查清楚。还有，失掉党籍关系的党员，在与组织脱离期间作过些什么？叛变投敌没有？积极寻找党的关系没有？自觉主动实行党的光荣任务没有？作证人都要对党负责任地详细加以说明，再经党组织多方调查证实才行。否则，是接不上党的关系的，那就不再是共产党员了。因之，凡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把党的组织关系，也即党籍，看作比肉体生命更重要、更崇高，称作第一生命。从事敌占区地下工作的党员，尤其强调党的组织关系，强调党的纪律，把纪律冠以“铁的”，有不服从党纪者，组织可以采取制裁措施，直至处分。
张明达是老党员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对这些当然深知。现在他的不安，倒不在纪律和党籍方面，他担心如果上海情报组织被敌人完全破坏了的话，党的工作就要受到重大损失，当然，他也许会因此而失掉党组织的关系、党籍。
必须找到党组织！怎么找？这么呆在这里，何时能找到组织？赵启新的父亲看他如此神不守舍，决定再去打探一次。老人直到晚饭后才回来，笑嘻嘻，说道：“有好信了，你屋里人说，有个姓刘的，到你家里去找过你。你屋里人对他说没见你回来，姓刘的说过两天再去找你。”他忙问：“姓刘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说。好像和你是朋友，说话挺亲切。”这姓刘的是谁呢？张明达心里揣测。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中国姓刘的人可太多了。狡诈的日伪宪兵特务，也会冒充个朋友到家里去刺探他的行踪，随便说声姓“刘”，也不无可能。
但他确实有个姓刘的朋友，名叫刘广胄。曾和他发生过单线联系，担任过他和上级的联络员，1940 年被调到苏北根据地去了，后来因病回上海治疗，常到张明达家去。
想到刘广胄，便更想到党组织这具体完整的关系网。十几天前，他的党组织关系，在李得森支部，如今书记李碍森被捕走了，他的组织关系也因之被带去了，无着落了。如果到他家去找他的那人，真是刘广胄，那么，他是党员，会从党内听到些与上海情报组织有关的消息。譬如，李得森和陈一峰关押在哪里？汪敬远怎样？还在汪公馆吗？被捕没有？张敏逃出来没有？她说过，由她向郑百千和无锡的邱麟祥发警报，发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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