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1-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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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为了与东林党相抗衡，邪派势力则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这是　

以沈一贯的追随者为基础，逐步扩大成员而形成的。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　

城人，字嘉宾，万历二十二年　（　1594年）中举，万历二十三年　（　1595年）　

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善于写作，许多重要诏令都是他起草的。昆　

党首领为顾天峻，昆山人，字升伯，万历二十年　（　1592年）中进士，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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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官职。汤宾尹和顾于峻都爱议论“天下安危大计”，他们各自拉拢党羽　

爪牙，干预时政，被分别称为宣党和昆党。另外的齐、楚、浙三党是科道官　

按籍贯形成的集团。宣、昆、齐、楚、浙这些政治小集团虽然彼此之间时常　

也有些矛盾斗争，但他们在对待东林党的态度上都是一致的，都卖力地攻击　

东林党人，把东林党看成自己的大敌。　

　　　　两派形成不同名目的集团之后，相互间以空前的激烈程度进行了一系列　

斗争，其中重要的包括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　

韩敬科场案、李朴事件等。之后还有三案之争。到明末，魏忠贤专政以后，　

邪党投靠魏忠贤，继续打击东林党。　

　　　　　李三才，宇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　（1574年）进士，曾任山东司　

道，当官的时候很有政绩。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　

府。当时矿监税使横行霸道。李三才与之作斗争。官衔屡加至户部尚书。另　

外，当沈一贯当权之时，他还经常上疏攻击沈一贯的错误，因此，朝中的邪　

派官僚对他“恨之刺骨”，而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对他多起好感。创办东林书　

院的顾宪成与李三才交往颇多。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8月，顾宪成曾专　

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讨政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李三才曾上　

疏建议朝廷重新启用那些曾被罢免的官员。其意图就是为了给顾宪成等人创　

造东山再起的机会。李三才为什么能得到顾宪成的信任呢？其原因之一即在　

于他善于玩弄手腕。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发生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至三十八年（1610　

年）。当时李三才在淮任职已久，屡次被提名出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不久　

又建议他入内阁掌握朝政。这使邪恶派的官僚甚为不快，而且他们推测倘对　

李三才加以攻击，那么东林党肯定会救他，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于　

是便上疏弹劾李三才，挑起了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浙江定海人、沈一贯　

的亲戚、工部郎中邵辅忠。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二月，他参论李三才　

　“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是个贪婪而虚伪的小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正月，其同伙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上疏继续攻击李三才。给事中马从龙、御史　

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辩。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经呆在家里等　

着发落，为漕政计，应速走去留。对于上述奏疏，明神宗一概不作答。不久，　

邪恶派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等，　

又连章弹劾李三才；而与之相对立的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针锋相对地　

为李三才辩护。在朝中争论不下的时候，身居家乡的顾宪成也参加了进来。　

他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可惜顾　

宪成这回帮了个倒忙，邪派官员认为朝政不能由罢了官的顾宪成所左右，李　

三才只好自己辞职。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加深了士大夫中两派党争的对立情绪，从此南北党　

争，更加难以解决了。　

　　　　党争的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　

　　　　　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郑　

贵妃于万历十四年　（1586）生下朱常洵。明神宗喜欢朱常洵想立他为太子。　

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　

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　

这个问题争了15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神宗才册立朱常洛　

为太子。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把这一场争吵叫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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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　

的手段。所谓“京察”，原是明朝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6年考核1次。　

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　

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都恨不能置对方于被罢官　

的境地。京察时主持察典的是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　

河南道御史和吏部文选郎中，因此，这几个职位就成为各党激烈争夺的中心。　

　　　　　万历三十三年　（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　

察，浙党官员钱梦■、钟兆斗等受贬谪。浙党首领，首辅沈一贯大怒，搬出　

明神宗，深责主持的官员，并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万历三十九年（1611），　

秦党孙丕扬主待北京京察，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借以驱逐齐、楚、浙、　

宣、昆诸党，而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东林党人大受斥逐。万　

历四十五年　（1617），浙党主持京察，为报复三十九年的京察，东林党人一　

时被驱逐得几乎一干二净。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察，则又反过来　

大事报复。京察就这样成了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万历末年，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东林党人目睹　

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　

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　

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东林　

党首领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翰林院检讨　

姚希孟，也是东林党人，反对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　

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　

一样的危险。明神宗贪婪成性，为了搜刮财赋，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　

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　

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　

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　

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　

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万一天下大乱，　

到那时，陛下凄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封建掠夺的呼声，对资本　

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林党人的这些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　

持，但却不能为腐朽昏愦的皇帝所采纳，而且引起了反动官僚集团的憎恶。　

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希望象梦幻一样地破灭，还招来了日后宦官勾结反对　

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明末党争的焦点除上面所说的争“国本”外，还有“三案”，即“梃击　

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案都是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开展的。　

是朱常洵为争得太子地位进行的最后努力。　

　　　　　万历四十三年　（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　

枣木棍，闯进大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檐下才被　

内侍擒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　

是个疯子，后来又经两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　

按疯颠结案。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怀疑是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主使张　

差谋害太子，为朱常洵夺取太子地位。而且浙党魁首方从哲向来交通外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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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地位，因而对浙党官员的两次审讯均表怀疑。　

　　　　　刑部主事王之采私下探询张差的口气，查出张差系受人指使，从蓟州来　

到京城，被一太监带进宫作案的。王之采把这些情况报告明神宗，并说，张　

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举行朝审或会审。浙党攻击王之采胡说，　

坚持张差是疯颠，要求把张差立即处决。后来，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举行会　

审，张差供认“太监庞保、刘成二人指使他打进慈庆宫，并对他说：“打死　

　‘小爷’（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有吃有穿”。庞、刘二人是郑贵妃宫　

中的内侍。至此，真相大白。神宗恐怕进一步追查会牵涉到郑贵妃，下令把　

张差凌迟处死，把宠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这一案件便草草结案，这就　

是所谓“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　（1620）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承　

帝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已经有妃子、宫女多人，朱常洛当皇帝　

后，郑贵妃怕他记前恨，又选了四个美女进献，以此来讨好他。这下子，美　

女们便要了他的命。光宗溺于女色，即位没几天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