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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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的让农民颗粒无收的假种子，什么事都敢干，没有任何约束。我们经常用“无所畏惧”这个词来赞扬人，但我想，如果整个民族都无所畏惧，这就病入膏肓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破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我想这个道理大家是都知道的。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其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迫切性，其影响的深远，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我甚至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后代子孙所负欠的最大的债，如果我们不及早偿还，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鲁迅全集》卷11，页32。在我看来，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昭示了启蒙主义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热衷于中国制度的变革和建设，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迫切任务。但如果仅有单一的制度变革、建设，没有相应的国民性的改造，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偶感》，《鲁迅全集》卷5，页506。　
　　新的教育启蒙　　　
　　这里就说到了：我们不但要打破启蒙万能的梦想，还要打破制度万能的梦想。现在有一种“制度崇拜”，以为只要引入某个外来的制度，问题就解决了。这也是一个梦。知识分子不能不断地制造梦，既骗自己又骗老百姓，自欺欺人又害别人。我的观点是：启蒙主义需要，制度改革、建设也需要，它们都起着有效而又有限的作用，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合力的作用。而具体到个人，也只能根据自己主客观的条件，去做力所能及的有限的工作。对于我这样的教师、学者，我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启蒙的工作。如前所说，这是对中国启蒙主义反省之后的坚守。　　
　　最近这几年来，我热衷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就是这样的重新进行教育启蒙的自觉努力，即所谓“从娃娃抓起”，是着眼于民族精神的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的。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意想不到的艰难。　
　　我曾收到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中学语文老师的信，他在信中对我的中学教育启蒙比较担心。他说：“孔庆东先生提醒您小心被人利用，而利用您的却恰恰是台下为您鼓掌的那些人。对此我有相似的看法。我知道您的课很受欢迎，您的著作都是畅销书。但您的演讲和著作在您的听众和读者心中，所引起的并非都是一种痛感的共鸣，不是唤起他们心中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而是一种快感的消遣。社会中，所谓不得志者大有人在。由于水平和资历都不够，他们很难获得一吐为快的机会，于是就只得从您的言语（作品）中去一听（一睹）为快。这只是一个‘看客的群体’，说不定哪天您就成了示众的材料。”他接着谈到了作为中学教师的自己：“事情有大有小，但道理却往往是相通的。我站在讲台上，我的处境如您在北大的尴尬一样，我们都成了不谙世故的孩子，成了‘做戏的虚无党’们台上供人玩笑的戏子！在我们把他们看得需要开化的观众的时候，他们却将我们置于疯子队列的前沿。当然，我这么说也只是针对效果而言，从本质上讲，您的读者（听众）群体和我的学生都不乏心灵的善良，然而他们可能对我们产生喜爱和尊重，但很少会在理智上接纳和认可我们，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行动。”他讲的这些，我心里都明白，但这位年轻的老师用这样明确的语言点破，却使人震撼。于是，我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你说我们的听众、读者、学生本性都是善良的，他们现在成了看客，对我们的拒绝，是社会教育的结果。现实生活的逻辑比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思想文化的逻辑有力得多：这几乎是一切信奉教育至上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剧。因此，当我们直面自己的尴尬处境的时候，就应该对教育理想主义进行某种质疑，要充分地看到教育本身的局限。中国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改造，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单向的教育改革是很难奏效的。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个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更是微弱，几乎是不能心存什么希望的。因此，我们认真地教学，首先是为自己，是从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是只顾耕耘而无法预计效果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反抗绝望，‘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从另一面说，我们又要坚守岗位，不要完全放弃理想，为自己寻求某种价值与意义。刚好我正在为《新语文读本》作最后的审读。其中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片段。小说主人公在早夭的同学的墓前发表了这样的演说：‘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从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回忆，是世上最崇高、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更大的坏事。’我想，作为一个教师，或者说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我们所追求的，而且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成为我们的学生儿童时代‘一个美好的回忆’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尽管他们以后在现实生活影响下，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即使走向歧途，童年时代的美好、神圣的记忆却是无法抹掉的。或许在某一时刻，由于某种机缘，在他们的心上，会掠过我们的身影，想起我们有意无意地说过的某一句话。那都会给他们的心灵带来片刻的温馨。这正是对我们今天劳动的一个回报。即使学生把我们忘却了，我们仍会感到满足，因为我毕竟试图引导学生创造善良、美好的童年、青少年，或者用我习惯的话来说，有过一个做梦的时代。一个人有过、还是不曾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是大不一样的。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以自己的存在，向学生们证明，尽管不合时宜，人还可以以那样一种方式生活的。”钱理群：《相濡以沫——和中学教师的通信（十二）》，《语文教育门外谈》，页170—17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其实也是我给自己找到的一个自我评价，一个启蒙教育者的意义和价值。这或许有一点阿Q气，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有时人是不能不讲一点“精神胜利”的。　　　　　　　　　
　　我只是真理的探讨者　　　
　　最后，作两点总结。今天我们要坚守启蒙主义，首先就要警惕把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和夸大启蒙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要恰当地自我定位：我不是真理的代表，我也不是真理的宣示者，我不能霸占真理，我只是真理的探讨者。只有以这样的一个启蒙姿态，才有可能使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老师与学生之间处在一种平等的地位上：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而启蒙的目的是要建立自我与对象的双重主体独立性。关键是自我的发现。人性本来有恶有善，启蒙就是要把每一个生命个体中善的方面，把人性中被遮蔽的和被压抑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并把它发展深化。这是教育的目的。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相信人性是有善的一面，是有真善美的追求的，只不过有时由于种种原因它被遮蔽了，被掩盖了，需要启蒙者去激发，需要用知识来培育、提高、升华，使人成为自由的、独立的生命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老师或者说启蒙者自身真、善、美的因子，也被激发，它是一个双向的激发，达到相互的生命成长，相互的良性发展。　
　　话语方式的选择　　　
　　其次，启蒙总要落实到话语方式上。有三种话语方式：一种是宣讲式的、布道式的，我讲你听，把听众当成一个收容器，把自以为的“真理”拼命地往里灌。或者假设每一个听众都是一个筐子，滔滔不绝地把各式各样的语言货色，也包括语言垃圾，都扔进筐子里，把它塞满塞实。这就是我们所要警惕和反对的带有专制色彩的“布道”式的“启蒙”。另一种是对话式的，如从散文方面讲，属于“闲话风”的散文，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谈话。就好像过去，在夏天，大家搬个小凳，坐在四合院或者胡同里聊天。聊天能产生很多感受，记下来就是“闲话风”散文。这是一种宽松的、亲切的、自然的谈话，每一个人既是说话者，又是听话者，不是我说你听，而是大家都说都听。说话者和听话者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与我说你听、我启你蒙的布道式的讲话是大不一样的。这种启蒙亲切、平易近人，不是把结论强加给别人，而只是把自己思考的收获和别人交流，同时把在探讨中的困惑也告诉别人。还有一种是独语，像鲁迅的《野草》，它是内审式的。独语也有对话，但是自己跟自己对话，而不是跟他人对话；不是启蒙主义的，而是对自己内心世界深的开掘和无情的审问，是对自我灵魂的严酷的拷问。他拒绝别人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有特殊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说话者、不同的说话目的、不同的说话姿态，都会有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言说方式。如果你把自己设想为是真理的宣示者、捍卫者，你就会以布道式的言说方式说话；如果你是真理的探索者，要与别人讨论问题，就要选择闲话式的言说方式；你如果要自我审视，专门讨论自己的问题，要拒绝别人，那么你就要用独语。重要的是你如何认定自己的角色。　　　　　　　　　
　　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反思的两个背景　　　
　　我们在反思“启蒙主义”以后，再来反思“理想主义”。这都是中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