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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谈佛-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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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
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已形诸公牍，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引）。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后汉书》本传）。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迁矣。桓、灵间，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三）。土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
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河北佛教渐以光大。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沙门以处，治此学者，仅一牟融。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无庸为讳。质言之，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途（梁启超原注：《高僧传•；佛图澄传》：“石勒问澄：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支咒水上涌，旁僧嘉叹大圣人。支曰：‘勿妄褒赏，斯乃术法，外国共行，此方不习，谓为圣耳。’”）。然二千年米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其于佛法之兴替，功罪参半耳。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2）（图）
六尊者像 卢棱伽 唐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我国思想界，在战国本极光明。自秦始皇焚书，继以汉武帝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其机始窒。两汉学术，号称极盛，揽其内容，不越二途。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术数之支离诞妄，笃学者固所鄙弃，即碎义逃难之经学，又岂能久餍人心者？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元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易老”之学，入此时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辈，其最著也。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
季汉之乱，民瘵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在乱世而得保护，安得不趋之若鹜？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极”之士大夫，闻“万得无常”诸法无我”三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新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此实无庸为讳。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酝酿渐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兴也，沛乎莫之能御也。
中国佛教史，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道安以后为一时期。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即竺法护亦本籍月支）。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始。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自安以后，乃公之士大夫，成为时代思潮。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高僧传》安传）此叙安威德，盖能略道一二。安值丧乱，常率弟子四五百人，转徙四方，不挠不乱。安十五年间，每岁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安不通梵文，而扁注诸经，妙达深指，旧译讹谬，以意条举，后来新译，竟与合符。安创著经录，整理佛教文献。安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后来寺舍咸所遵守。安劝苻坚迎罗什，间接为太乘开基。安集诸梵僧译《阿含》、《阿毗昙》，直接为小乘结果。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应机指导，咸使妙悟，大法始盛于居士中（以上杂据《高僧传》安传及其他诸传，不备引原文）。要而论之，安自治力极强，理解力极强，组织力极强，发动力极强，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骤盛。安，常山人。所尝游栖之地极多，而襄阳与长安最久，卒于东晋安帝之太元十年（三八五）。自安以后，名僧接踵，或事翻译，或开宗派，其应详述者极多，本章惟随举其名耳。惟安公为大法枢键，故稍详述如右。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3）（图）
老人入墓 榆林窟第25窟 中唐经文说：在弥勒世界，人寿将终时，自己到墓冢而死，图中表现的正是这一情景：墓中的老人正与家人告别，亲人们悲悲切切，老人头戴乌纱帽，全身素白，腰束青带，右手扶着虅杖，孙辈伏地叩头，家人以袖拭泪。
三
东晋后，佛法大昌，其受帝三及士大夫弘法之赐者不少。其在北朝，则苻坚敬礼道安，其秘书郎赵正尤崇三宝，集诸僧广译经论。姚兴时，鸠摩罗什入关，大承礼待，在逍遥园设立译场，集三千僧谘禀什旨，大乘经典于是略备。故言译事者，必推苻姚二秦。北凉沮渠蒙逊供养昙无谶及浮陀跋摩，译经甚多。其从弟安阳侯京声，亦有译述。西秦乞伏氏，亦尊事沙门，圣坚司译焉。北魏太武帝一度毁佛法，及文成帝兴复之，其后转盛。献文、孝文，并皆崇奉。宣武好之尤笃，常于宫中讲经。孝明时，胡太，后秉政，迷信尤甚，几于遍国皆寺，尽人而僧矣。魏分东、西，移为周、齐，高齐大奖佛法，宇文周则毁之。隋既篡周，文帝首复佛教，而炀帝师事智■，崇奉尤笃，在东西两京置翻经院，译事大昌焉。
其在南朝，东晋诸帝，虽未闻有特别信仰，而前后执政及诸名士，若王导、周■、桓玄、王■、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谢敷、戴逵、孙绰辈，咸相尊奉（见《弘明集》卷十一引何尚之答宋文帝问）。及宋，则文帝虚心延访，下诏奖励，谯王义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谢灵运等阐扬尤力。及齐，则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约辈皆尝在其幕府，相与鼓吹。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称为全盛，帝嗜奉至笃，常集群臣讲论，至自舍身于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绪，迭相宏奖，佛教于是极盛。陈祚短促，无甚可纪。东晋南北朝及随帝王执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唐宋以后，儒者始与佛徒哄，前此无之也。两晋南北朝之儒者，对于佛教，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若不知世间有此种学说者然。其在当时，深妒佛教而专与之为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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