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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作者:刘震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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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写到《手机》的第三部分,我特别开始欣赏这样的对话。严老有想去请贩毛驴的给他在口外的儿子带话,就手里提了一块豆腐,拿了一瓶酒和两根葱去了,驴贩子正躺在草铺上看那个牲口吃草,一扬头看见了,从草铺上坐起身,端详严老有半天,说:“不熟。”
  这就是人最根本的交往了。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人分好几类,一个是“不认识”,一个是“认识”,还有一个是“熟人”,还有一个是“朋友”。弄得我很心虚,问他:“那我是你哪一档啊?”他说:“那当然是朋友了。”
  记者:哎,挺好,这挺精辟的。 
  刘震云:我建议吴菲老师给写进去。这就相当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一样。很简单,“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所以那个贩驴的坐起来:“不熟。”这边马上回答:“我这人好朋友。”我觉得这话特别好,这就是那10句话里头精粹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记者:说清楚了。
  刘震云: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我隐约地能够觉着,我可能最好的东西在哪儿。我还没找到,但我知道它在那儿,我可以慢慢地去接近它。我知道它肯定是,就是我对世界的这个感觉,它是一个新的发现。它可能更跟人贴心贴肺,也可能更本质。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找着。但我会一直找。
  ●我可能是比较善于发现生活当中趣味性的一面,但这种趣味性里边确实有它冷苦的成分
  记者:我看您说过,要开始写“情意深长的小说”。你的《手机》的第一部分里有一个细节我喜欢,就是矿山里那个喇叭。
  刘震云:那种东西,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它写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惦念。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根本,可能别人觉得不是一大事儿,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儿。这种惦念没想到出来那样一种效果。
  记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当然他对你赞誉很高,他说:“我们这个名叫中国的族群在饱受两百年的磨难尤其是饱受最近这半个世纪的磨难之后,在精神上有什么样的反应?在文学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在刘震云出现以前,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只会感到羞愧。直到有了刘震云,有了《新兵连》、《单位》、《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之后,这几代人的苦难,才算是没有完全白受,才算是有了一点表达,有了一点抚慰。”
  但是他跟着指出“以刘震云为代表的冷硬和以鲁迅为代表的荒寒就是本世纪中国喜剧文学的主要诗学特征。心理上讲,喜剧时代就是一个刻毒、恶毒、狠毒的时代。”但我觉得矿山喇叭那个场景真的非常的温暖。所以对摩罗的话我没法儿完全赞成。
  刘震云:我觉得作家大体是两种。一种比较擅长发现生活中枯燥的东西,从那里边他可以发现出来哲学,发现出来理论。我呢,可能是比较善于发现生活当中趣味性的一面,但这种趣味性里边确实有它冷苦的成分。
  我在把《温故一九四二》改成剧本,跟冯导演一块儿去河南、山西和陕西调查的这个路上,就发现民族性格里边的另外一种东西。比如讲,这个民族特别容易遗忘,忘得特别快。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你现在问他们后代没有一个人知道,连当事人都忘了,死人的事儿忘了。 
  这就反映出中国人啊,就是鲁迅的那种发现———吃起人来是真不含糊,它真是不在乎人。特别是一个下层劳动人民,他的喜怒哀乐没有人关心,整个地在这个历史车轮的前进中被轧得粉碎,血肉模糊,不耽误历史的车轮往前走。这些东西都被遗忘了。一九四二年它并不是因为旱灾死的人,而是蒋介石,日本人往前进攻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把这3000万河南人受灾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你占领这个区域你要让这些人活下去啊。但日本人聪明,发现了,大兵压境,停住不走了。但飞机又轰炸,让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你到底是占还是不占你给说句话。政治真空中这些老百姓就这么给饿死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特别苦难的一个东西吧?可我觉得如果只是把《温故一九四二》写成一个苦难史,那它绝对不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还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一个人在路上死了,临死的时候他会这么想:“一块儿出来逃荒,吴老二10天前就死了。我值了。”是这么想。我觉得特别符合咱们民族的这种本性。民族的心灵史并不是苦难史,而是他民族心灵面对这种东西他的抉择,他选出来是一种独特的解释。他对世界有另外一种解释。一个人倒地了,后面一个灾民从这儿过,把前头人裤子“叭”一扒,拿着刀子就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过来了,说“我还成”,那人马上说:“你不成了。”嘣,割下来。就说,面对这个东西的话他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的喜剧核心。我觉得等《温故一九四二》拍出来大家看吧,并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好像凄凄惨惨的一个东西,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我们的民族面对任何时候基本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排解的方式。
  我觉得像那种“同情”啊……
  记者:“悲悯”?
  刘震云:“悲悯”啊,我觉得这都是特别无耻的词。我只是对这个民族有特别刻骨铭心的感受。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它的来源并不只是现实生活,还有两个:一种是看中国的书,再有话看中国过去的生活。看现在就可以知道过去,看过去就可以知道未来。
  记者:那这种对民族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不影响你活着的心境吗?你怎么自处呢? 
  刘震云:所以我们民族才有另一种生存的法则。民间的这种支撑自己生长的力量,也会使你特别欢乐。你灌输他再多的东西,他其实真正到世上他是用这个力量在支撑着自己。
  像《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说起她爹给她的戒指:“我小的时候,娘家穷,一年有半年接不上顿。但几个姊妹中,爹最疼我。我出嫁那年,爹卖了他的皮袄,给我打了这个。我十六岁到你们家,出嫁的第二年,爹得了伤寒,死了。”“一辈子,两个人死时,我最伤心。一个,十七岁那年,俺爹;一个,八十二岁了,你爹。一辈子,人最伤心的两档子事,都让我赶上了。可我从来没对人说过。”这种谈话,我觉得比《一地鸡毛》或者《单位》里那些处长了、什么入党不入党了,我觉得要根本得多。我想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创作的一个非常旺盛的生长力,我会开始写特别纯粹的东西。(吴菲)

刘震云新作《手机》研讨会实录
  主持人(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 :大家好! 刘震云新作《手机》研讨会现在开始。首先感谢来宾和媒体朋友参加我们的会议,下面我代表出版社介绍一下来宾和媒体。今天与会的有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刘震云先生,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李敬泽先生、陈晓明先生、白烨先生、郭宝亮先生、何镇邦先生、关正文先生,著名导演冯小刚先生,与会的还有长江出版社的社长周百义先生,副社长金丽红女士,今天应邀出席的媒体,有《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等等。外 地媒体《南方周末》等等也有部分来参会。
   今天的会还邀请了新浪网做网上直播。
   下面,我们请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社长做简单的发言。
   周百义: 各位来宾,各位媒体的朋友上午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里再一次为刘震云的新作《手机》的举办研讨会。
 《手机》这部作品,目前在电影票房上已经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而且小说也受到了各方的关注。今天看到一个媒体上的报道,《手机》引发了男女之间的信任危机,刚才有人说感到惶恐,我说没有必要,如果说危机是由小说引起的,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感情不牢固。当然,关于《手机》是我们新春共同的话题,我们所到之处都听到关于《手机》的种种议论和可读性。关于这部书的艺术成就以及得失,下面有很多的专家可能要发表高见,我在这里先向他们表示感谢,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老师对这本书的关注,也感谢媒体对这书的关注,下面请专家谈一谈。谢谢!
   主持人 :《手机》这部小说自上市以来,和电影互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而且也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好评。从2003年的图书市场情况来看,有影响的本土原创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也不少,但是《手机》确是一部影响广泛的作品。《手机》从去年2003年12月9号上市以后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总的发行量突破20万,达到了22万本。我们觉得对图书发行是一个奇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邀请在座的各位专家探讨作品的理由。下面请各位专家大家互相谈一谈。
  王蒙 : 我先祝贺刘震云写的这部成功的《手机》,也祝贺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他们的北京编辑组图书中心出版了这么一部好书,我看这部书已经势头极佳,已经有很多的文章里把它和《我们仨》并列为2003年最受欢迎的作品,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吸引我。
  震云是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爱琢磨事,老在那琢磨,他有一个很好的创意和理念。最近他爱琢磨废话的问题,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他和专家研究,一个人一天可以说2700多句话,其中有用的就是10句话——我现在说的大概就是废话。我觉得他很偏执,在废话的问题上,我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因为有用和没有用,要看怎么听了,比如说刘震云说话,我觉得每一句都有用,因为他既深沉又亮丽,听他的话是一种享受,不可能有废话,但是没有关系,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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