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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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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演讲资料都是从《西行漫记》中发挥来的。
在8年旅英生涯中，陈占祥共做了五百多次演讲，接触了成千上万听众，其中有工矿工人、社会各阶层人士、家庭妇女、中小学生、各国部队。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的那天上午，陈占祥正在美国大使馆演讲，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被那特大新闻打断。他被听众从讲台上抬出去，抬到格罗斯凡那广场，融入欢庆的人群……
一次又一次的公开演讲与讨论，使陈占祥的口才有了极大的提高，英文水平已今非昔比了。他被同学们提名参加1942—1943学年度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竞选，获得成功，成为这家大学第一位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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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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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结束5年建筑专业学习，就读于该校城市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决定将利物浦华侨经常集会的地方——壁铁街和乔治广场设计为“中国城”，以纪念二战中牺牲的中国海员，并为华侨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1944年，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对这项设计的详细介绍，称赞利物浦中国城将是“镶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块璀璨的宝石”。陈占祥论文通过答辩之后，美国合众社还发出了电讯。
长年在国外，陈占祥难以系统学习中国建筑与城市设计。1942年暑假的剑桥之行，使他找到了研究中国建筑传统的钥匙。他见到了对中国古代文明怀有崇高敬意、并已开始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研究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
李约瑟告诉他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不能套用西方标准。又告诉他《古今图书集成》是部伟大文献，可以从这里找到研究线索。
这个假期，陈占祥在剑桥大学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后，他进一步研究了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探索。
在英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SirNicolasPevsner）的指导下，陈占祥于1945年写成一篇关于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著名的英国《建筑评论》杂志（ArchitectureReview），以陈占祥的这篇论文为主，组织了英国一些著名学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国专刊”。
陈占祥还撰写了《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发表于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杂志1945年的秋季刊（TownPlanningReview；1945AutumnNo。UniversityofLiverpoolPress）。
在利物浦大学，陈占祥的老师、城市设计系主任贺尔福教授（Prof。Holford），是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的学术继承人。贺尔福一生成就非凡，他去世后，英国圣保罗大教堂专门为他在教堂地下室设立纪念碑。
贺尔福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爱护这位中国学生，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生活，陈占祥经常参加贺尔福的家庭下午茶，与众多名家交流。他的学术造诣与日俱增，本已娴熟的英语更加典雅。
贺尔福告诉他，都市计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划法”（ZoningOrdinance）来实施，这些是都市计划的“施工手段”。于是，陈占祥在获得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硕士学位之后，1944年底，争取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进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UniversityofLondon），拜在他仰慕已久的阿伯克隆比爵士门下，研究都市计划立法，攻读博士学位。
抗战胜利后，陈占祥遭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1945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主要议题为：一、青年在争取自由、改进世界中的责任；二、青年在战后之需要；三、国际青年合作组织。来自63个国家的六百多名青年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采用5种正式文字，除英、法、俄、西班牙文外，还包括中文，体现了对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尊重。
与会中国代表共25人，大多数为已毕业的留英学生。国、共两党均派代表出席。陈占祥名气大，担任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中国共产党派出陈家康、刘宁一赴会。
在利物浦期间，在国民党领事的极力敦促下，陈占祥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尽管他1951年12月29日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但这件事，还是成了他人生关坎上的一个变数。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尴尬的场景出现了。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向笔者追述道：
大会决定，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今后要继续开下去，因此要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中国方面只有一位常务理事的名额。
我父亲不愿看到的情况出现了。国共双方，为争取自己的代表当选，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焦点是陈占祥当选还是陈家康当选。
他痛苦极了，冲上主席台，把话筒夺了过来，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打了8年，今天终于胜利了，可我们还为这个名额而争吵。我且不谈什么民族大义，就是我跟陈家康，都姓陈，我们就是亲兄弟，我凭什么不能把这个名额让给他！我看过《西行漫记》，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我宣布放弃！”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回到宾馆的晚上，陈占祥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死亡威胁。
次日的酒会上，来自苏联莫斯科的青年代表大会主席，看见陈占祥神情抑郁，便向前询问。陈占祥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全盘托出了。
这位苏联人闻罢当即宣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应该在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两个席位。查理·陈不但要当选，而且是副主席！
会议结束，这位“副主席”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作为阿伯克隆比的助手，陈占祥协助完成了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并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会员。
就在这时，北平市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向陈占祥发出邀请，请其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这得到阿伯克隆比爵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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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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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陈占祥启程归国。
“副主席”回来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接见。
“这次见面，我很失望。蒋介石没什么魅力，也没什么文化。宋美龄，英文还可以。”陈占祥事后对家人说。
由于内战开始，陈占祥北上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务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
此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担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编制上海都市计划，于1947年提出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在沪期间，他还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与著名建筑师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以振兴中国建筑事业为宗旨，成立“五联建筑事务所”，设计了上海渔管处渔码头及冷库。
归国一年，亲眼目睹国民党腐败不堪，陈占祥深感绝望。“解放前的三年，我就这样留在南方，回国的初愿似已无望实现。那三年的岁月真是绝望和痛苦。”陈占祥回忆说。
1949年5月，上海呈被包围之势。何去何从？陈占祥犹豫再三。
由于不了解共产党，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举家迁往台湾。他把行李包装好了，书都寄过去了，机票也买好了。
5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他在上海衡山路（原名贝当路）集雅公寓4层的住所里，清楚地看见，国民党散兵退却时，四处抢劫，无恶不作。
半夜，下起了大雨，解放军进城了，静悄悄地，只隐隐听见外面整齐的脚步声。
隔窗而望，只见解放军战士在雨中三人一组，在马路边背靠背地坐下来了。战士们就这样宿了一夜。
次日清晨，被此场景感动的陈占祥，让夫人烧了一锅牛肉汤，自己端了下去。但解放军战士谢绝了他的好意。
他只好把这滚烫的汤再端回去。一上楼梯，他就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他对家人说，“一个党能把军队教育成这个样子，我凭什么不相信她能把国家建设好？”
他把飞机票拽在手里，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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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新市区（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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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中的胡同（北京画家况晗作于2003年3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给梁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情况，并表示愿同梁先生一起从事首都城市规划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热情邀我北上共事。”
37年后，陈占祥回忆起1949年10月，他从上海到北京见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情景，仍备感欣慰。“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虽然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人的一生中能遇知音是最大的幸福。我庆幸有此幸福。”
这位33岁的年轻人，一口宁波官话，有人笑话他讲英文比讲普通话利索，爱品咖啡甚于喝茶，殊不知这位“洋派”青年对中国建筑文化倾注的深厚情感。
梁思成设宴为陈占祥接风，事前听人说，陈占祥在英国生活了8年，吃不惯中餐。陈占祥席间闻罢哈哈大笑：我在英国吃了8年土豆，有什么不能吃的？
“刚到北京，由于没有落实住处，我们就先住在梁思成先生家里。”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向笔者回忆道，“大家开心极了。梁先生家每天都有下午茶，每次父亲跟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金岳霖先生等都聊得特别高兴，他们说的都是英语，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长大后问父亲，他说他们那时是在演戏，演莎士比亚的戏！今天你演朱丽叶，我演罗密欧，明天他演奥赛罗！我还记得，金岳霖先生还戴着英国式的假发，跟个大法官似的，太有意思了！我总想去摸。”
陈占祥很快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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