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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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能记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在播送新闻时，常常出现一段过渡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WeShallOvere”，我想你们一定记得，而且一定会唱这首美国歌。“我们要征服”，征服SARS，这是我第一个强烈印象。
　　我的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给为了抢救病人而献身的谢婉雯医生送行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园唱起一首歌。我当时误以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后来越听觉得越耳熟，终于听出来，它是中国的古典名曲《阳关三叠》。在香港，我听见“WeShallOvere”，也听到《阳关三叠》。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个印象，还是一首歌。大家知道SARS期间我们每天都要用消毒剂洗很多次手。有一个同学跟我讲：钱老师，你知道吗？洗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什么歌呢？唱“HappyBirthdaytoYou”。她说：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完，手就已经彻底消毒了。噢，原来香港的同学用这首《生日快乐》，让消毒的过程尽善尽美，在面临生死的严峻时刻，香港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想谈谈我个人和《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很多人问我，当时唐山有很多人在现场，有作家，也有记者，为什么写唐山大地震的使命会落到你的身上？确实，我有特别的机会。
　　唐山地震发生不久，我就去参加救灾。我去时，口袋里面装满了纸条。很多很多的人，听说我要去，把想要寻找的人写在纸条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绝的。口袋的纸条中包括我妈妈写的。我家在杭州，妈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去找你的蒋叔叔。蒋叔叔是我妈妈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来、关起来。蒋叔叔在杭州很倒霉，被斗争，日子很苦，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个决定，说，唉呀，杭州这个地方真不是个好过的地方，我们走吧，回唐山去。没想到逃避了杭州的斗争，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们是死是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比我小，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怎么样？
　　一些熟人在条子上写了人名，托我帮他们在唐山找人，我就拿着一叠条子到了唐山。除了随身衣服，我带了一些大蒜，还带了黄连素，因为都说唐山特别危险，有传染病，所以要带药。还有一瓶糖──那时候内地的生活非常苦，买糖都要凭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瓶椰子糖。因为有人说到唐山后你没有饭吃的，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可是哪里能够去找什么蒋叔叔、张叔叔？地震后的唐山已经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路了，只有废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什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
　　说来凑巧，那天我跟防疫队去了几个医疗队以后，正在跟人谈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特别耳熟，是苏北口音，那不是我的那个蒋叔叔吗？没有那么凑巧的，到了唐山才一天，我就意外地遇到蒋叔叔，我一下子就叫起来了，蒋叔叔见到我一下子就跑上来，他的表情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又是笑又是哭，然后，他语不成句，就到处指：你看你看，我们唐山都怎么怎么……我们俩一下子就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时候我做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脱下我的军装给蒋叔叔穿上。
　　蒋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长，“民政局”管理社会的救济事务，比如说残障人。因为有蒋叔叔，所以我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参加蒋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讲：钱钢，你是喜欢文学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况，我来帮你。他是一个局长，有一部汽车，什么汽车呢？又破又小的美国吉普，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汽车。他有一个司机，他就让司机载我到处去走、让我去了解情况，让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聋哑人，他们怎样度过地震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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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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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问，唐山地震是1976年发生的，为什么你的书是1986年才出版呢？问题就在这里。在1976年，我在唐山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要出一本书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民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当时我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叫做《烙饼的大娘》。在走过唐山路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里烙饼，我心里就想，好，我要写一首诗，写什么呢？写这个大娘啊：她烙饼的面粉是从山西省送来的，她的油是从山东省送来的，她的锅子是从江苏省送来的，她的铲子是从浙江省送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从大娘的这个锅子里面，你看到了全国人民的“阶级友爱”。这个想法固然也不错，但是，当年像我们这样的作者，一考虑问题，就会习惯地想，噢，我要写一个东西，怎样去歌颂我们的国家，怎么去歌颂我们的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没有更多。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允许你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去写后来这本《唐山大地震》。
　　从唐山地震往后三年、五年、八年，你们知道在中国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年代，我们叫什么呢？今天叫做“改革开放”。它到来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思维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杂志向我约稿，题目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他们是说，你看从前是一片废墟，今天这个城市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盖了许多新房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建筑公司表现得很好，它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发了奖金等等、等等。杂志要我写唐山在十年里边的变化，它的立足点，还是在要歌颂谁谁谁的功劳。但是，这个时候是1984年，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文学是人学”，但是如果不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写人的苦难、人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人的柔弱、人的坚强。我们不会忘记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曾经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没有人的尊严，不知道怎样去尊重人、怎么去爱人，在文学作品里边，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间的爱。终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文学去反映“人”。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到我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许多难忘的东西，跟泉水一样喷发出来。
　　我在那里不光是一个每天背药桶去喷药的防疫队员，也不光是一个四处采访的作者。因为蒋叔叔的孩子已经受伤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们家里，成为他们的“儿子”，跟他们一起经历过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芦席的篷子，天气凉了，我们用解放军的帐篷做起了新家；天气更冷了，我们用砖头临时赶建起过冬的简易房。没有水，在街上消防车每天来，一家人发一桶水，要排队的，甚至有时候要抢。没有衣服，有时发救济衣，可能一家人领一件衣服，可能大小还不合适。有的时候，没有米，没有面，就上街去领。这就是灾民的生活。
　　唐山的灾难，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它的后遗症还存在。很多人记得的唐山，远远不止于我所看到的唐山。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浙江的官员，他说，噢，你是写唐山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件事。他从前是军人，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打过仗，当时是个连长。他说，在老山的时候，上面分配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老山那地方当时到处是地雷，非常危险。新分来的这个军官，就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他对新军官说，你干什么总跟着我？新军官说，连长啊，我要跟你说句话，我是唐山人，我家就剩了我一个了，地震的时候，他们全死了……我有点怕。一天，这个连长带着他，通过一段非常危险的地方，突然，就听他叫了一声，回头一看，人没有了。出了什么事情？原来路很滑，他一下子滑到了山坡底下去了。就听到山坡底下，“轰，轰，轰”，一连串的地雷爆炸了……原来这也是一个唐山地震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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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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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新闻，有责任去把人类的痛苦如实地记录下来。我从事过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在一些科学家和作家、记者朋友的共同帮助下，我参与主编了一部叫做《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书，我们的口号是：“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我们要把1900年一直到1999年，100年间中国发生的灾害，一个一个搞清楚。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铜锣湾很近，大家知道铜锣湾那片海就是避风塘。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香港发生一次有成千上万人遇难的自然灾害是什么景象。这就是在1906年9月18日的台风。香港早在1882年已经开始挂风球报告台风消息了，但是偏偏1906年的台风毫无迹象，什么迹象都没有，一个外国神父还驾船，在青衣一带传道呢！突然台风到来，造成极大的伤亡，当时铜锣湾的船都打成了碎片，铜锣湾避风塘全漂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