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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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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兀⊥蝗惶ǚ绲嚼矗斐杉蟮纳送觯笔蓖嗤宓拇即虺闪怂槠嗤灞芊缣寥怂榇哪景澹丝梢栽诒芊缣晾锏乃榇迳献呃醋呷ィ智槿绱瞬抑兀煌蛉松送觥３颂粕酱蟮卣穑泄狗⑸芏嗌送霾抑氐脑趾ΑＴ谔粕酱蟮卣鸾鼋鲆荒曛埃狗⑸�1975年可以称之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由于淮河大水，两个特大水库、十几个中型水库、100个小型水库同时溃决，河南驻马店地区完全是一片汪洋，有一个县全部沉没在水底，京广铁路停车100多天，巨大的火车车厢都被冲到几十公里之外。
20世纪在中国还发生过多次类似SARS这样的疫潮，比如说1910年，清朝末年，发生了东北特大鼠疫。那次鼠疫跟这次SARS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动物传给人类，第二是飞沫传染疾病，第三是肺科的疾病，第四是沿交通线迅速地扩散，第五造成严重的地区性恐慌，第六是跨国界的，俄罗斯和中国都发生问题，第七是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很多事情非常的相似。最后全世界在中国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不简单的。
大家知道，1988年上海发生了“甲肝”——甲型肝炎，这个“甲肝”，跟这次的SARS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在时间上非常相似，元旦开始出现，春节形成高潮，春天爆发，然后又突然消失。当然，有一点不同：肝炎是人类有认识的，有疫苗可以防范。但是1988年的这么大的一场肝炎，发病的高峰每天有一万个病例新增，上海的医院根本没有充足的病床可以供病人住院。这次“甲肝”总共导致40万人染病，引致40多人死亡，肝炎啊，直接死亡40多人。大家再想一想，在物质贫困时代，中国人，得肝炎是得不起的，丧失劳动力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你要在报纸上去寻找它的数据，你会找不到，轻描淡写，没有多少。
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SARS。荧幕上是我的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在SARS中间拍的一幅照片。贺延光拍了几千幅有关SARS的照片。谈到中国对于SARS的报道，贺延光说，灾害就是灾害，死亡就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的报道里，你看不到这种死亡的真相？这样贺延光就拍下了这张照片：一个病人刚刚死去，旁边是一个无奈的医生。
大家知道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下台了。下台了以后，在北京的报纸上，前一时期的寂静无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非典”的报道。4月23日这一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在“非典时期的怕和爱”专栏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北大学生的来信。我把这个来信给大家念一遍，它的题目叫《请为我的父母祈祷》。这个大学生的文章说：4月21日晚，父母把我叫回了家，吃饭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医院，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指定为SARS专门接收医院了，一个星期之内将清空所有的病人，集中所有的医护人员，专门救治“非典”病人。他们叫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并让我带够衣服和钱，叫我以后不要回家了，他们也会被封闭在医院，不能出来，什么时候能出来，也是未知数。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晴空霹雳一般，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半天说出一句：你们会不会感染上？可是谁都知道，赶上这事的医生的感染率是相当高的。我想让他们辞职不干了，我说，以后我上班养活你们！父母只是笑笑，说我孩子气。由于他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所以可以享受只去一个人到医院的待遇。（就是她父母同在一家医院，就可以一个人去SARS病区，一个人不去。）当我要求他们只去一个人时，他们几乎同时说：“我去！”父亲说，他是一家之主，有责任承担这个危险；而母亲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的话，那就是她去。他们就在饭桌上就这么平静地争着，而我的心就像被刺破了一样，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会要面临这种生死抉择。他们让我决定谁去，我快要哭出来了，感到极度的无助和伤心，我喊着：“无论你们谁染上，咱们这个家就算要完了！你们谁也不许去！”最后母亲慈祥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一想起来就要流眼泪的话：“你以后会有你自己的家庭的，你已经长大了。”母亲说这句话时那慈祥平和但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我心碎欲裂：“我和你爸爸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谁去都不放心，就像你现在不放心我们一样。所以叫你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决定了，两个人都去。比起那些孩子还小的同事，我们感到幸运多了。”此时我的叫喊、我的眼泪已经无济于事，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我又一次求他们放弃这个工作，不要去，我现在打工挣的钱三个人够用了。父亲说，他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决不能愧对“医生”这个称号，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坐在那里傻傻地发呆。电话响起来，是父亲医学院的同学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电话来问候。父亲还在电话中说，要是他“光荣”了（内地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遇难了），就是他们这个班第一个为医疗事业献身的人。母亲安静地给我收拾东西，我本来每周都回家，但这次，他们给我带够了换洗的衣服，我只能这样回学校了。一想到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才能见到我的父母，我就泪如泉涌。街上各色各样的行人，有的跟父母一起出来，去超市购物。我想我的家本来也同他们是一样的，我的父母下班后也会去超市，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他们本来不是什么崇高的伟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我多年来养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羁，在瞬间土崩瓦解。我多想再听我妈妈的唠叨，而不是从今天起为他们担惊受怕，有家不能回。我现在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发呆，每到吃饭时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亲爱的朋友，请为我的父母祈祷，祝他们平安好吗？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谢谢你们，祝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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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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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地震，到这次SARS，我想说，“人”这个字，终于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SARS的消息一度被封锁、被阻隔，然后导致了非常大的悲剧，但是4月20日，当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下台之后，你看我们的报纸，包括党报，终于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爱”放到他们的头版。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连怕的权力都没有，你怎么期望他去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抑他的恐惧、压抑他的怕，这个怕，只能变成一种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谈话只到这里。然后，我很愿意和大家继续讨论大家所关心的任何问题。
问：大自然的灾害和疾病给人带来很多灾难，有人可以胜出，是否真的解决一切，还是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钱钢：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可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们都说，我们能战胜这个“天”。我想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当互联网出现了以后，甚至是非常的骄傲。但是21世纪初，我想人类变得冷静多了，有许多未知的东西，SARS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说SARS是被我们战胜的，言之过早啊！我想，人类永远不要去说我们要去战胜自然，我们只能说，我们跟它和谐相处，我们去理解它、去了解它。
问：你如何说服死难者的家人接受你的访问？写完《唐山大地震》之后会否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
钱钢：这个朋友的问题，是站在今天来说的。为什么呢？在今天SARS中间，我们如果去采访SARS死难者的家属，是很敏感，是需要特别慎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采访死难者的家属，决不像今天这样的敏感，需要谨小慎微。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仇恨，真的，人比较粗糙，我们也可以说是坚强。事实上，当年许多唐山人谈到死亡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而且由于死亡的人数太大了，几十万人，身边到处都是死亡者。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唐山，不是一个问题。在今天SARS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我自己对于生命，可能有了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想我去送孤儿的时候，我对小孩子，对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本来就有的。我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是使人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善良，能够健康地生长和发育，而不被压抑，不是被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问：究竟是人对社会灾害影响大，抑或是天灾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钱钢：我们讲天灾，离不开讲人，有很多时候，灾害的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有人的失误。还有一部分灾害，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灾害，但是某些人为了某些利益集团、某些政客的需要，他会利用这种灾害的信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人祸和灾害、天灾和人祸互为因果。
问：您刚才说的“人”的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文学，这代表日后的中国的新闻报道都会如此报道吗？这是否中国新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钱钢：在SARS中间中国内地新闻的变化，谈不上“里程碑”。毫无疑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日益地深入人心。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仅仅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在今天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上的“人”的重要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要考虑在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政府的功能、在社会的功能，这个社会的体系，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事物，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新闻，比如说卫生事业，它如何健康地发展，才能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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