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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姨父-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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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有没有老百姓在场？
姨父说，山坡上有好多老百姓为他说情，哎呀，只拿了一根绳子就枪毙，太可惜了，不要枪毙了！
我问，战士们呢？
姨父说，战士和警卫团团长一样，低着头，不吭声。
我问，姨父心里怎么想？
姨父瞪我一眼说，我杀了三个国民党的情报官，都是口头命令，为什么唯独处决赵桂良我要文字命令？就因为心里是难以接受的，希望把时间拖一下，或许有改变决定的可能。处决以后，我就给赵桂良买了一口棺材，叫他“入土为安”了。
我说，如果我是赵桂良，我就说，我错了，但我罪不当诛，请首长给我一个炸药包，叫我到战场上去死，我一到战场上就不回来了！
姨父又瞪我一眼说，那只是你的想像。
姨父的思绪重新沉浸在遥远的岁月里，沉默了好久，又说，这是为了大局呀，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嘛。当时是在鄂东靠近安徽的一个地方，老百姓不了解我们、怕我们，见了我们就跑。麦子长得好高了，麦地下边掏了大坑，坑里埋着粮食，队伍却没有吃的，牲口也没有草料。我们十几万人哪，不执行纪律，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怎么得了啊！
我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看到一段记述，跟姨父讲的好像是同一件事情，书中说：
“对于群众纪律，父亲是严厉有加，从不苟且的。
“他说：‘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
“一次，邓政委发现，在黄冈县的一条街上，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便立即叫查。结果查明，此人是一个警卫连副连长，立过战功。邓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必须严肃纪律。
“枪毙了一个违纪的副连长，赢得了一大批当地商贩和群众的欢迎。这一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大别山区，人们奔走相告：红军真的回来了！”（571～ 572页）
我给姨父念了上述一段话，试图对事实作一些订正。我说，按照毛毛所写，事情不是发生在姨父所说的“乡下的一家路边店”，而是“黄冈的一条街上”，“刺刀上挑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不是只拿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绳”，书中虽没写赵桂良的名字，但也是一个立过战功的“警卫连副连长”。
5。枪决赵桂良（2）
姨父断然地说，我说的没错。叶楠采访我的时候，我向他讲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就是这样讲的。是张之轩让叶楠来找我的。我和张之轩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但我没有说过这是邓小平政委给我下的处决令。
我说，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命令。
姨父说，你不是说过，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每一个首长的每一次命令都那么准确无误；也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按照事先精心测算出来的轨道，打在应该打的地方而不发生一点偏差吗？你能这样想，我是很赞成的。好了，应该换换话题了。
姨父却又延续这个话题说，后来，调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时候，仍能感觉到处决赵桂良造成的巨大震动。警卫团有个连长叫段炳礼，是山西人，“老西儿”，抗战初期的老兵，一打仗就嗷嗷叫着往前冲，不怕死，几乎每次打仗都受伤，身上有七八十来个子弹打的窟窿。也怪，子弹都长眼，都避开了他的要害。他照吃照喝照打仗、小毛病照犯。他的通信员捡了一双国民党军官穿的大皮鞋。他问：“你从哪儿弄来的？”“战场上缴的呀！”“脱下来！”他把自己的布鞋脱给通信员，换上了皮鞋。土包子开洋荤，走起路神气十足。农村那个泥巴路，再下点雨，滑呀，皮鞋磨脚，一行军，他的脚上就打泡，他把皮鞋脱下来，大骂：“狗日的皮鞋。”又把皮鞋扔到了稻田里。就是这个老兄啊，我刚到警卫团，他就以惊人的坦率对我讲，哎呀，政委呀，你枪毙赵桂良好吓人哪！你不知道，你们抓了赵桂良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地方，我也是违犯了纪律的呀！姨父说，妈的，你这是向我表功啊？他说，真的，我只是没有被你们抓住，好险哪！姨父说，下次抓着你，照样宰了你！他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
姨父担任警卫团政委不久，又发生了一起违犯纪律的事件。侦察排副排长走在前边搞侦察，一个老百姓见了他就跑。他就追着喊叫，老乡，不要跑，我们是八路军，是解放军。他越喊，人家跑得越快，东西撂了一路。副排长偷偷捡回了几件衣物，藏起来了。有人检举了他，就把他五花大绑着，拉到全团军人大会上去了。因为刚刚枪毙了赵桂良，全团官兵一片肃静，都大气不出地站在雪地上。大家看到新上任的政委黑丧着脸、瞪圆了眼睛，以为肯定要枪毙这个副排长。没想到，团长夏云超却只是把他臭骂了一顿，撤销了他的职务，罚他做劳役，到团部当了炊事员。
我问，为什么没有像枪毙赵桂良一样枪毙他？姨父说，我跟夏云超商量了，枪毙人的权力在司令部，我们警卫团没有枪毙人的权力。姨父又骨碌一下眼珠说，所以，我们就这样处理了，我们有这个权力，不必向司令部报告。此人后来表现很好，又先后当了班长、排长、副连长。不过，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见了我就像老鼠见猫。
姨父特意告诉我，不要以为邓小平政委只有威严、刚毅的一面，平时，他对下级是很宽厚、很幽默的。解放战争期间，野战军总部进驻邯郸时，通信队一群娃娃兵强占一所房子，却不知道邓小平政委已经在这所房子里住下了。警卫员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拿着机关枪，爬到房顶上争吵，非要住进去不可。邓政委指着头顶问，上面闹闹嚷嚷，是怎么回事？警卫员说，通信队要占这个房子，爬到房顶上了。邓小平没有发火，只是说，我都住下来了，他们还跟我争什么？你找军政处长杨国玉，叫他做娃娃们的工作。警卫员找到杨国玉，让他去做说服工作。杨国玉是从四方面军过来的老资格，正忙着别的事情，头也不抬地说，那是一群娃娃嘛，大人不管小孩儿的事情！警卫员如实向邓小平作了报告。邓小平还是不着急，又让警卫员叫来杨国玉，也不向他发脾气，只是说，啊，杨国玉，你原来是杨大人！你说说看，大人怎么不管小孩儿的事情？通信队的娃娃在房顶上听见了邓政委的声音，都从房顶上跳下来逃之夭夭。杨国玉却惶惶然乃至于欣欣然地接受了邓政委送给他的外号，此后，大家都叫他杨大人，他声叫声应，露出怡然自得的样子。到了大别山，大家还是喊他杨大人。建国后，他担任了北海舰队副司令，一次到了广州，姨父一见他，张口就叫杨大人，两个人哈哈大笑。
6。讲不完的夏云超（1）
1949年6月，刘邓警卫团团长夏云超（右）与政委朱汉雄（左）摄于南京蒋介石官邸。
姨父多次提起他的老搭档——刘邓警卫团团长夏云超，一说起夏云超就没完没了。他说，夏云超从小当红军，一打起仗来，眼睛都要鼓起来，杀气腾腾，样子很凶，看他一眼，也会骇死人。我牵着骡子去警卫团报到的时候，夏云超正叉着腰，看队伍集合，理都没理我。我是来当政委的呀，他连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有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队伍开拔了。我牵上骡子，就跟着警卫团走了。
他不是对我当这个政委有意见，他从小当红军，打仗打出来这么个做派。我急行军跑过三个“一百八”——从黄昏到天亮，行军一百八十里。其中的一个“一百八”，就是跟夏云超一起跑出来的。那是在1948年2月，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邓小平走出大别山，跟刘伯承会合，准备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地方是河南商城，从头一天下午太阳没落开始走，走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过淮河，到达豫皖苏根据地的息县。两头见太阳，中间走一夜，走了一个“一百八十里”，走出了敌占区。
姨父想起了什么事情，笑起来说，就是在这次行军路上，夏云超被邓小平政委熊了一顿。他带着警卫团主力走在司令部前头，我带着一个连走在司令部后头，再后头走的是大部队。到了从商城至潢川的公路线上，李达向夏云超下令，根据敌情，可以选择三条路，你们要侦察一下，看哪条路好走。夏云超让警卫团在路上停下来，司令部首长和后边的大部队都跟着停了下来。他带着侦察排到公路上两头一卡，向当中一收，把来往于商城、潢川之间的国民党军官、坐在滑竿上的军官太太抓了一大堆，经过审问，弄清前边没有敌情。他骑马返回时，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正坐在稻田埂子上急等。他下了马，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军礼，“报告，前边没有敌情，三条路都可以走。”邓小平政委早就等急了，说：“你这个夏云超，你是把时间留给自己，还是留给敌人？”夏云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邓小平又说：“既然没有敌情，你为什么不叫前边的部队赶紧走？”夏云超站得直直地挨熊。李达有鼻窦炎，一着急，鼻子就发出“吭吭”的声音，说：“你还在愣啥子，还不抓紧走？”夏云超急忙上马，猛甩一鞭，跑到前边就急急喊叫：“司号员，快吹前进号！”
姨父又忍不住笑起来说，1990年，夏云超去蛇口看儿子，一到蛇口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和你六姨去蛇口跟他见面。我有事离不开，他一天打了五个长途电话催人，张口就骂，他妈的朱汉雄，你是怎么搞的，老子在蛇口等你，你看着办！我和你六姨不敢怠慢，急忙丢下手上的事情，跑到沙头角跟他见面。哪壶水不开我提哪壶，问他，老伙计，从商城到潢川的公路边边上，“三号”首长训你，你还记不记得？他故意绷着脸装糊涂，说哪有这个事？我说，我亲眼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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