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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姨父-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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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第二次回去，看到鳏居多年的丘树勋又找了老婆，好干巴的一个女人，啥也不会干，连饭也做不了，老两口过着好干巴的日子。姨父又为他说情，县里就按月补贴他一点钱帮补家用。他却从来没有求过政府，也从来不会向姨父写信叫苦。姨父第三次回去，丘树勋已经死了。他是丘家寨的人，后来住在永兴场街上的一个破屋里。他就死在这个破屋里了。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在江城，姨父找不到属于他的灯光。
姨父又谈到投奔延安途中用表决方式劝阻回家的两个同学，他们是含泪而别的，他忘不了这两个同学为大家作出的牺牲。姨父第一次乘坐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回到家乡，就去看望他们。一个同学已经找不到了。他去郑家寨找到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正在稻田里插秧，黧黑的面庞上过早地刻上了皱纹，几乎认不出来了。姨父站在田埂上向他问候，跟他搭讪。他看了看他的空袖筒，表情感伤地道了辛苦，就漠然地站着发呆，再也找不到话说。姨父望见他的两条泥巴腿还插在稻田里，手里还拿着稻秧，似乎在急着插秧，便与他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了。回头看他时，他的腰已经深深地向稻田弯下去。此后，姨父再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终生务农，当过生产队长，跟所有去到延安的同学都没有联系。不知在什么时候，在那个遥远的村庄里，属于他的那一盏灯已经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我问，考儿嗲嗲呢？
姨父说，他有他的灯啊，那是一盏大烟灯。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好医生，却因为吸大烟毁掉了一生。你见过吸大烟吗？你在电视剧上看到的不算数，电视剧上好多吸大烟的道具、动作都不对头。导演和演员没见过吸大烟，怎么不来找我问问呢？我小的时候，开江县永兴场上两百多米长一条街，就有好几家大烟馆，开烟馆的就像现在开面馆的一样多。走进大烟馆，就见一块床板子，铺一张破席子，席子上有一个乌黑的枕头，或是垫着一块砖头当枕头。抽大烟的人去了，大烟馆的老板就给他一个麻将牌那样大的竹块块，竹块块上有一个凹槽，凹槽里放着很小的一块大烟土；然后给你一个灯盘子，盘子上放着一盏灯、一杆烟枪、一根烟签子。你接了灯盘子，给了钱，才能拿起烟签子，在灯上烤热，再蘸着大烟搅拌，裹起一个烟泡。把烟泡插在烟枪上，再把烟签子抽出来扶着烟枪上的烟泡，对在大烟灯上边烤边吸，不要让烟跑掉，这就叫吸大烟。给老板三个铜板，吸一个烟泡就走，就像是去饭馆吃一碗面一样简单。有的人要烧两个烟泡，就要给六个铜板。有的人来大烟馆请客，两个人对着“吸溜”。
姨父又问我，你见过大烟花吗？大烟花开起来好漂亮啊，花开遍地，有红色的、有白色的，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的，就像你们洛阳的牡丹花那么大的一朵，几十亩地一大片。到了割烟的时候，头天晚上要拿一把特制的刀——在木把上裹一个很薄、很锋利的刀片，在大烟果上割一刀，让浆流出来；第二天早上出太阳之前去收浆，浆已经变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要拿一个竹片片，从大烟果上把干膏刮下来；身上带着一个竹筒筒，把干膏收到竹筒筒里。收浆以后要晒，晒出来的叫“生土”。开大烟馆的老板、老板娘，要买来“生土”搅水过滤，过了渣子，剩下的水放在铜锅里熬，熬成了“熟土”，再分成小块，这就是大烟馆里的大烟。
姨父神情郑重地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他不去延安，后来是不是种大烟或是也有了一盏大烟灯那就说不准了。他说，去大烟馆里抽大烟的，一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抬轿子、抬滑竿儿的脚夫，有各种做小手艺的，有赌博赢了钱的街痞子，也有像考儿嗲嗲这样本可以光彩地活着、却被大烟夺去了志气的人，辛辛苦苦挣了几个钱，都拿去抽了大烟。全国解放后，他第一次回家就特意去看望考儿嗲嗲，大烟已经害得他骨瘦如柴。姨父第二次回家就看不到考儿嗲嗲了，他已经拄着长长的烟袋管跌跌撞撞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五 东湖万花筒
1。周恩来与三斗坪（1）
1959年；周恩来总理（前排左二）视察三峡坝址三斗坪（前排左一为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右三为朱汉雄） 。
姨父说，周恩来总理到武汉次数很多，却总是来去匆匆，有时只是过境，只在机场停一下。姨父感到机场餐厅过往人多，饭菜不新鲜，就带着厨师和新鲜食物去机场，给总理做一餐饭。总理吃了饭，顾不上谈话，握握手，打个招呼，就登机走了。
有一次，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周总理在北京接待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金日成还要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就提前一个小时乘飞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中央警卫九局张文鉴科长事先给姨父打电话说，总理到达武汉时，不要别的人接，你去接就行了。姨父就带着车子到机场迎接总理。总理从机场到主席住地途中，一直沉思默想着什么事情，突然问他：“你们湖北的棉花怎么样啊？收购的情况、入库的情况怎么样啊？”姨父一脑子装的是总理的安全，没想到总理会问他棉花的事情，呆呆地愣了半晌，才说：“总理呀，我是警卫处长，你没有让我管棉花呀！张文鉴告诉我，你不要省里的头头来接你，可你问这棉花的情况，只有省里的头头答得上，我答不上来呀！”周总理大笑。
到了武昌东湖南山甲所，毛主席身边的卫士就踮着脚尖轻轻跑过来说，主席睡着了，主席等着总理，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周总理连忙示意保持安静，让汽车缓缓地开到甲所，又问：“我可不可以吃你一顿饭哪？”姨父说：“冇得问题。”他知道，总理只吃一碗面条。面条是现成的，炉子也是捅开的。三下五除二，服务员就把一碗面条、一碟小菜端到了桌子上。等到主席睡醒了，总理也吃好了，就向主席汇报去了。姨父说，周总理的工作是最辛苦的，而他的生活却是最简单的。
那一天，姨父跟我谈话时有点心不在焉，他悄然打开了电视机。原来中央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三峡大坝导流明渠截流成功、龙口合龙的盛况。姨父看了大卡车在截流龙口上投下的最后一块巨石，拿出了一张照片，是周恩来总理在野外跟一群人的合影，姨父就站在周总理的身旁。 姨父说，这张相片是在1958年照的，地点就是眼下正在建设三峡大坝的三斗坪。
1958年3月，周总理去参加成都会议，从武汉乘“江峡号”到重庆这一段水路上，姨父随船护送。他记得，与周总理同行的有一批水利专家，还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水利部副部长李锐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共四十多人。他们到了船上还在开会，在应不应修建三峡大坝以及如果修建大坝、坝址选择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在周总理面前进行着自由的、毫无政治顾忌的争论。争论到宜昌，争论到南津关，又争论到了三斗坪。“江峡号”在这里临时抛锚，送周总理上岸。周总理之所以要在这里上岸，是因为当时在选择坝址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解放前到三峡作过勘察的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萨凡奇和解放后来过的苏联专家都选择南津关为三峡坝址，中国的水利专家却选择了三斗坪，认为三斗坪的地质条件优于南津关。
上岸不远，就看到了几棵小树和树下的茅棚。长江水利委员会的钻探队正在这里钻探。周总理看望了钻探队，又踩着鹅卵石，走了一段路，来到一片沙滩上。那里铺满了钻机从地下取出的岩芯，还有许多箱子摆在那里，岩芯编了号，装了箱。周总理跟地质专家一起，仔细察看了岩芯。周总理问，往下打都是这样完整的岩芯吗？地质专家说，是的，这里的岩层很完整，没有岩溶洞。总理又问，我能带走一块岩芯吗？按照规定，作为地质标本的岩芯是不可以带走的，地质专家因而犹豫了一下，问，有什么用处吗？周总理说，我要带给毛主席看的呀，毛主席一直为三峡大坝的事操心哪！地质专家说，行，行，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接着就在岩芯箱的记录牌上写，1958年3月某日，取走了多少米至多少米之间的一块岩芯。周总理问，取走岩芯还要办手续吗？地质专家说，是的，总理，这是纪律。周总理连忙从专家手中把笔拿过来，说，那我也要遵守纪律。随即在记录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不多天以后，成都会议开完了。姨父又随“江峡号”去重庆迎接毛主席到武汉。再次从三斗坪经过时，“江峡号”放慢了速度。周总理拿走的那一块岩芯，这时出现在毛主席面前的一张桌子上。船在江面上缓缓地移动着。毛主席在船上久久地望着三斗坪和那块岩芯。
在三斗坪留下的这张照片，成了姨父的一个温馨、美好的记忆。在经历了漫长的蹉跎岁月，经历了人们不曾预料到的坎坷和挫折之后，三峡大坝在三斗坪那个地方截流开工了。这使他理顺了一度变得千头万绪的思路，看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为今天付出的心血，看到今天的事业毕竟是包括他们“老八路”在内的几代人的延续。在三峡大坝截流开工的时候，他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宜昌的报纸。他说，报纸上发出的照片不够清晰，正像历史常常不那么清晰一样。
令姨父不能忘怀的是，他在北京参加警卫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警卫九局通知他，周总理请他和广东公安厅的警卫处长苏汉华到总理家里做客。他和苏汉华既高兴又不安。总理只约了我们两个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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