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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衙门-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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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句话，一直成为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作“不能对五斗米 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不过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 斗米解释作东晋县令的俸禄，换句话讲，就是“不能为区区五斗米的俸禄而折腰”。但是也 有提出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俸或月俸是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俸吧，似乎也对不 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15斛，一年才180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俸应是400斛 ，怎么会相差220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若是从这条思路上著力，问题就更 复杂了，恐怕还得搞一场查账目反贪污运动。
这当然是说笑话NB024。不过，由这个五斗米提起，了解一些古代州县衙门官员的 俸禄情形，也是挺有意思的。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全发粮食，每年领取多少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 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等种种名目。县令的年俸从600石到1000石不等，县长的年俸从300 石到500石不等，县丞、县尉、主簿等佐NB032官员，从比六百石到比百石之间，各级均 有。从 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办 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 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论的五斗米，其实也与钱谷混合的官俸制度有关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晋百官表注》说：“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 ，米十五斛。” 这位陶令按月得2500钱，米15斛，以每月30天计，恰好是一天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 米究竟值多少，需与同时代人作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县太爷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的人食用一月。无论怎么讲 ，衙门里的这份法定收入，不能算是太低吧？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俸禄还不止钱谷两项。从西晋开始，官场上又有品官占田制， 占田上的收获，全归官员。西晋时连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到东晋时，半壁江山丢了， 只好大家“减薪”。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占田是三顷，他想全部种上秫（ 糯米之 类，可以酿酒），说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县令太太不答应，“固请种粳 （大米之类） ”，夫妻坐下来，开个生产研究会议，最后决定是“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陶渊明在《归去来 辞序》中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 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死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作者揣测，“犹望一稔” 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 陶令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南北朝官员的俸禄，大多是依循两晋，但是从有关史料来判断，占田上的收入是以年度 为发放单位的。《南史·循吏列传》上说，“时郡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 皆入后人”。襄垣县令阮长之将去任时，后任还没有赶到，“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是一 种品德高尚的表现，被史官记载进《南史》中；他倒没考虑到因此一来，襄垣县衙门里会有 一个权力真空的过渡阶段。大概这种以芒种为断的收入分配法会引起不少交接印绶时间上的 麻烦吧，况且也不太合理，“始以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424～453）末改此 科，计月分禄” 。不过照作者想来，田里的谷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见得去任官员到秋收时再专程前来割禾 折算。那又该如何“计月分禄”呢？恐怕只能是提前“发薪”了。
隋朝的俸禄完全还原到西汉，就是谷物一项，京官正一品禄900石，最低从八品是50 石；州县衙门里的官员，按管理的户数给禄，比照京官，数目当然不会高。唐代又是另一套 ，最初是土地、实物和钱货三项并行。土地叫职分田，七品官是三顷，八品是二顷五十亩， 九品是二顷。职分田皆取百里内之地，一般按亩收六升的租率出租，不再像陶渊明那样“使 吏耕种”。若按土改划成份的标准来衡量，那会儿的州县官员都是土地出租者，可以戴上官 僚地主分子帽子。但是从一些史料记载来分析，唐代时职分田上的收入似乎又是以年度为发 放单位了。《封氏闻见记》上说，“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高利自濠州 改 楚州，欲以米让前人，乃到处淹泊，候过数日始到。士论称之。”这种行为和南朝时的阮长 之差不多，都是古代州县官谦让俸禄的佳话。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2）
唐官的实物收入，仍旧是粮食，一年发一次，可是地方官一粒米也不给。贞观八年（ 634 ），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说是这样不合理，这才制定外官禄，分春秋两季给付，有 时也用 盐代替。说到州县官员的现钱收入，更复杂一些，前期的办法是用出租“公廨田”的租息按 职务高低分配，先以县太爷定个数目，县丞取太爷的二分之一，主簿县尉又减县丞三分之一 领取，以下更有几分之几的讲究。换句话讲 ，各人收入多少，是同当年“公廨田”的租价高低直接联系的。“安史 之乱”以后，国家给州县官员制定了统一的俸钱标准，县令是四十贯，县丞三十贯，主簿和 县尉 各二十贯，按月支取。但是依照“两税法”，全国都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比较富庶的州县， 官 员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额定数字；反之，那些贫困地区里，州县官很可能连定额也拿不到。 一句话，收入是丰是薄，全看“本单位”的“经济效益”。
北宋起，俸禄以货币为主了，这和当时商品经济已获得相当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是相一致 的。依王NC031著《燕翼诒谋录》披露，宋初时官员俸入极微，县令月俸不满十贯，而 且三分之二发给茶叶、盐和酒等国家专卖品，县尉的月俸才三贯五百七十，比起唐代来不知 要减了多 少倍。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京县知县的月俸升至 现钱25贯，米麦 共7斛。但是地方上官员的现钱收入仍不及京官，每月只能拿定额的四成。彭乘所著《墨客 挥犀》上，记有一则小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向他哭穷，希望他资助点粮 食，县尉作诗答曰——
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
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凉。
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
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五贯五百九十之数，当是“普调”后的标准，但仍是“虚钱”，兑现时还是打折扣的。 其实早在唐代时，就有国家财政困难时官员一律支半薪的做法，如能搭一部分实物发放，还 算是不错的。然则尽管如此，一个进士出身的县尉还要抱怨家属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 在当铺里没钱取回，要想开荤吃点肉亦困难。其实只要是小官，都还有半斤肉票供应，沈括 《梦溪笔谈》记：“旧制三班奉制，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宋真宗年号， 1008～ 1016）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 日富 ，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估计是又加了一次薪 。
当然，月俸高低，应该与物价作横向比较。周密《浩然斋雅谈》录有一首绝句：“小小 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 官卖粮价，是“ 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梦溪笔谈》载“京师食盐，斤不 足三十五钱”；《铁围山丛谈》载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时，“售 鱼可二十鬣，大小 又弗齐，问其直，曰三十钱也”。照这些价格推测，县尉一家的温饱生活是可维持的。何况 除了月俸外，还有什么茶汤钱、厨料、薪炭等名目，加拢来真不错了。
州县官员的月俸，是到任后才发给的，估计是只要赶在月底前报到，就可支全薪。《梦 溪笔谈》记信州杉溪驿舍中墙壁上，有一篇数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妇，自言是一 个州县下僚的儿媳妇，公公为早拿一个月的月俸，竟不顾媳妇分娩才三天，催着全家跟他赶 路上任，现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驿内，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遗书在壁上，要让过往留宿的人 都知道真相。据沈括记忆，这个州县小官姓鹿，名字忘记了，但读过这篇控诉的人，都特地 去驿后凭吊这位少妇的坟墓，又题诗痛骂鹿某，墙壁上写满了，好事者又将其编成一本书， 题为《鹿奴诗》。可惜这本书现在找不见，不然定能从中获取不少有关当时州县月俸的知识 ，也可了解一些舆论对此的看法。
宋室南渡后，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颖先生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引黄 庶《伐檀集·自序》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月禀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洪 容斋（迈）谓，今之簿、尉盖七八倍于此，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 不过很可能那时 的物价涨幅也相当大。到了明代，又发生了大转弯，官员的俸禄远比宋元低微，并且是 米钞搭配，县太爷年俸为90石，丞、簿、学官等由78石到66石不等，未入流 的杂职才36石，其中十之七八给米，现钞才十之二三，杂职则全部给米。米和钞怎样折价呢 ？据《大明会典》载是一石折钞20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 时，礼部尚书 胡NC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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