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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衙门-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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奂勰亍。烤荨洞竺骰岬洹吩厥且皇鄢�20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 时，礼部尚书 胡NC032兼管户部事，为节流而在官俸上动脑筋，提出以每石折10贯发钞，少师蹇义与 之争论， 最后折衷为15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记闻》卷10）。其后通货 膨胀，钞价日贱 ，又以布折米，比价是一匹布折200贯。江南织布业发展极快，布价又跌，一匹布才折银三 分。州县衙门官员可以明份账从国家那里拿到几多“俸禄”，读者可以自己去计算了。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3）
走过了明代这个低谷，清朝的官员俸禄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过。起初分俸和 薪两项发给，俸是禄米，薪是白银。县太爷的俸银是45两，前文引过一首《十得歌》， 第三句谓“三十俸银领得”，那就是佐杂的定额了。光这点数，当然还不能与宋元相比较， 元朝时品级最低的官员亦有三十多两银子可得。原来清代从雍正皇帝时起，又给地方官搞了 一个“养廉银”，意思是通过增加他们合法收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为官廉洁。“养廉银” 没 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全看州县的“经济效益”，以知县论，大致从每年几百两直到一千几百 两不等。至于“廉洁”这个要求是否能因为银子喂养而得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如此之长，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 魏有一段时期内，官员都是不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是肉身，不见得不食人间烟火吧？那就 是要大家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亲民之官”就吃小民。《魏书·高 允传》上说，杜超镇邺，派出一批人去州县帮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个个贪污受贿。那么 高允靠啥过日子呢？他让儿子们都去砍柴，卖了换米，有人去他家里，只有草屋几间，穿布 衣，吃咸菜。魏明元帝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特别厉害，曾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 只有一项，查点这些太爷们的财产，倘非自家生产所得，一律作为赃物。清代史学家赵翼 对此的评价是：“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 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NC021记》卷14）
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事实，或许赵翼根本不敢说出来：有禄也罢，无禄也罢，自古 以来州县衙门中大大小小的老爷们，真正全靠吃禄的总是极少数。这一点，我们将放在本书 的第七章里分析。
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1）
东汉桓帝时，冀州发生大饥荒，“盗贼群起”。朝廷特命范滂为清诏使去那里按察州县 吏治。范滂的专车刚进入冀州境内，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州县官员，“望风解印绶去”。这 叫啥？这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后汉书》作者在《范滂传》里特地写上这一笔，意在突出传 主 的清廉和气势，但是读者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会儿州县衙门里官员主动离职不当回 事，类似的事例，在《后汉书》、《三国志》这类正史中还可找出好多：有的县令因为公事 棘手，偷偷溜了；有的县令同情复仇杀人者，干脆和他一起跑了。还有更可笑的：赵咨当东 海相，上任时路经荥阳，这里有个县令曹NC034和赵咨是熟人，特地等候在道边想拜见 一下。赵咨 让车子赶紧驶过，曹太爷“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 ’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后汉书·赵咨传》）这就难怪 赵翼在《廿二史NC021记》中感叹，“法网亦太疏矣”！
哪一张“法网”太疏？行政法。
其实，早在秦代，国家就有专门用来管束官员的行政法规，秦简中的《置吏律》、《 效律》等，都属于这一类。汉承秦制，还增添了不少内容，只不过还嫌太疏阔而已。到了三 国时，行政法网收紧了。魏国的长陵县令吉黄听说老上级赵温死了，赶快跑去京城奔丧，即 为司隶校尉钟繇逮住，责其不该擅离职守，依法处死。相同的法规，在吴国也制定过，哪怕 是死了父母，也不得随意去奔丧。有个大孝子孟宗，也是县衙门里的正堂，听说母亲死讯后 ， 拔腿便跑，俟丧事办完，“自拘于武昌听刑”。大臣陆逊替他求情，讲了许多好话，这才减 死罪一等，另受活罪，还再三申明下不为例。（引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从晋朝开始，行政法正式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称作“违制律”，唐朝时又叫“职 制律”，此后历代相沿袭，条条框框越增越多。即以擅离职守这一条来讲，别说自说自话解 印去职，就是跑出县境也不许。苏东坡当杭州太守，道出南京，徐州学官陈后山越境去见他 一面，马上便被人弹劾。当然，杀头是不至于了，但都要挨棍子。杜甫《赠高适》诗云：“ 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杜牧《寄侄阿宜》诗云：“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 中治，鞭捶身满疮。”都说明那时州县衙门里常有县太爷请佐NB032官吃笞杖的事发生 ，诸如 超编制用吏、执行公务稽留、应该值宿不到、赴任超过期限、应该请示而未请示、向上司提 出违法要求，等等，都会在臀部上给你留下印记。假如是县官违制，上一级衙门又可以请他 吃 杖，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秘书长）时，曾请县令李太简受杖二百下，几 乎活活打死。事 实上真打死的也有，唐宪宗时，安吉县令孙懈就是被观察使韩皋杖死，事后对韩皋的处分仅 仅是罚一月俸料。《宋史》记明镐知并州时，衙门里的官员多是纨绔子弟，常因渎职或不称 职，被明大老爷打板子。直到南宋理宗时，才下了一道诏令，谓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毋辄 加杖责。看起来那会儿好多州县官员的臀部上都挨过笞杖，连皇帝都觉得太过分了。金元两 朝，打屁股的风气更盛，州县正堂违制的，由朝廷派出“天使”来“监断”，就在衙门里打 给大家看，打完后，再让你继续坐大堂当官。洪皓曾出使金朝，在《松漠纪闻》里记有这样 一件事：他来到河阴时，主簿出来做接待工作，说是县令卧病，临时由其代理。两人交谈时 ，主簿一直站着而不肯坐下。再一打听，原来这个衙门解送军饷误期，县令被挞柳条一百， 其他 人也受此罚，主簿屁股上已起了疮，不能坐了。照作者猜想，那一段时间里，河阴县的许多 官员必定都是站着办公的。倘凑巧有个专治臀疮的郎中来到这儿，肯定大发利市。
明朝的“廷杖”是有名的，午门前也常常打死京官，遑论州县？最著名的一次是 明英宗 时，山西左参政王来一口气打死十个违制不职的七品县太爷，创下“吉尼斯”纪录。不少人 听惯了“刑不上大夫”，岂知这些“小夫”们还是免不了挨挨棍棒的。当然比较起来，又尤 以秩外杂职辈享受这等政治待遇的机会更多些。
接下来说说州县衙门中官员的任期。南北朝以前，久任地方的事例极多，习以为常，似 乎并没有什么任期的规定。从隋朝开始，中央集权的意识在统治者头脑里进一步强化了，体 现在任官制度上，就是州县正官三年一迁，佐NB032官四年一迁，免得养成尾大不掉或 搞起独立 王国的后患。这个措施基本上一直传承到宋元。变化也有，但至多只是任期时间的上下， 必须调换则是大趋势。任期一满，就得离开，去京师或者回老家，再候机会参加选任。
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2）
明清时，州县官员从制度上讲也有任期限制，但为了鼓励廉政以提高地方吏治质量，常常 让那些受到绅民拥护或称赞的官员，特别是正官，一直在衙门大堂上坐下去。如明初时嵩州 知州吴祥，还是明成祖年间上的任，一直做到明宣宗年间，足足干了32年，竟死在任上。又 如遵化知县李信，也是一做27年。清朝时，康熙辛未年（1691）进士陈汝咸放 做漳浦知县，一 做便是13年，后来朝廷调其改任南靖知县，漳浦绅民闻讯挽留，竟把八字衙门围了起来 ，最后他只好化装成巡逻的 骑士，偷偷溜走。不过这些都是开国初期吏治比较澄清时的现象，到后来难得看见，还是通 行三年一换。
三年一换或四年一换，并不意味着提升，多数只是转来转去。有的朝代根据考核情况， 把官员从小县调到大县，便算是提级奖励了；也有的朝代搞调剂，缺分苦的州县和缺分肥的 州县之间，经常对换。《西湖志余》中记有一事，发生在宋朝：参知政事王钦若罢相后出守 杭州，某日属县官员全来参衙，见一钱塘县尉苍髯白发，步履踉跄。王钦若很不高兴，想骂 他几句后劝其自动辞职，谁知一问下来，这个老县尉竟是和他同年登第的进士。叙旧之余， 老县尉写了首诗——
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
我作尉曹君作相，东君原没两般风。
南宋时胡颖在湖南提点刑狱，有过一篇命令年老知县靠边站的通知，谓：“王知县年龄 已暮，精力已衰，而投身于繁剧之地，其以不职得罪此郡也宜矣”，处置方式是另委人暂代 ，“王知县且燕居琴堂，坐享廪禄，弗烦以事，惟适之安，岂不美与！”（引自《名 公书判清 明集》）他没权力罢老知县的官职，可是有权力叫人退居二线。不过“燕居琴堂”只 是过渡，只要他同时往中央一参，老王卷铺盖的日期便不远了。
以上两则事例，在古代州县衙门里都不乏普遍意义。追究原因，一方面是州县官难得升 迁及制度导致；另一方面，也是多少人才误在科场上的表现。科举择官，看似平等竞争的人 才招聘，但录取名额有限，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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