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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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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都是成堆的尸首；一个脊骨从正面看得一清二楚，其余的骨头和肉都从头顶剥落了，像洋蓟的叶子；那边是一个烧焦的头颅，头发都没了，但熏黑的眼珠还在；粉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内脏都垂了下来；一个人的眼睛里有个红色的弹孔；一个死去的日本兵，戴着黑边玳瑁眼镜，龅牙龇在外面，似笑非笑地仰面躺着，胸口是一堆烂肉。
特莱加斯基斯接着冷冷地写道，看到这些“没什么可怖的”。入眼的第一具尸体很怕人，其他“不过是重复”。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瓜达卡纳日记》（纽约，1943），页148。或者就像戴维·H．海克沃思上校所说，他1971年退伍时可是美军受勋最多的军官，打仗“就像在屠宰场工作。刚开始时，血啊什么的你看了难受。但过了一段时间就熟视无睹，嗅而不闻，完全没感觉了。”陆军戴维·海克沃思上校、朱莉·莎曼，《逆转》（悉尼，1989），页63。
这种一度的麻木会不会形成终生的残暴？军方一定想驱除这样的担心的。宣传家如1917年上战场走了一遭的威廉·欧内斯特·霍金和随军医务人员的代表等，都急于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凡是“必要的工作”都不可能让人变得残暴。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例子，见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及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9。军事题材的电影、海报、宣传手册等，突出的都是正大光明、通情达理、“文明高雅”的战士形象，绝少提及他们沾满泥尘和血污的双手。到越战时，连正规老兵组织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它们原来的论调是说因为越战极其血腥，给参战士兵造成了极大伤害，所以政府要给它们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它们鼓吹说，新近退伍的士兵受战争损伤的程度并不比此前退伍的老兵为甚。例见老兵管理局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坦格的话，收B．艾尔斯，“越战老兵： 安静，困惑，无闻”，《纽约时报》，1970年11月8日，页32；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6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不总相信这样的说辞，于是去找统计数据，希望可以将战争对退伍军人的长期影响量化。所谓“使残暴化”可从两方面来检验： 其一，看犯下暴力刑事案件的男人中是不是老兵比例特别高（从“个体”角度）；其二，看大战过后暴力犯罪是不是有很大攀升（从“群体”或“社会”角度）。例见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 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180—186。这些调查本身很复杂，解读起来又容易各说各话，所以结论常大相径庭。虽然有几项研究发现，在犯罪率和从军经历间存在正相关，但多数调查却并没有发现两者的关系，甚至发现存在负相关（也即战争过后犯罪率甚至有所降低）。戴维·莱斯特，“参战和死亡人数间的关系”，《社会心理学杂志》，131卷6期（1991），页893—895；戴维·莱斯特，“战争和个人暴力”，收G．奥森达（编），《战争对社会的影响》（圣马力诺，1992），页213；陆军约翰·麦伦上校，“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部队中的精神病学问题”，《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5期（1956年5月），页725—726；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 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 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230—261；里根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负责预备役事物的詹姆斯·韦布，引自提默西·朗沛里斯，《“读风”： 越战文学： 一种阐释性评论》（北卡罗来纳，1987），页17。海军罗伯特·R．斯特兰吉中校和达德利·E．布朗上校在1970年曾说过：
尽管抑制公然的侵略行径——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的——可能会暂时被集体认可和求生欲等战争因素冲破，但战场经历并不能完全消解这种抑制……攻击欲引发的问题在越战老兵身上甚至比非战斗群体身上还要少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海军罗伯特·斯特兰吉中校、达德利·E．布朗上校，“战后归乡： 越南回来士兵的精神病问题研究”，《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7卷4期（1970年10月），页492。
统计数据虽然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所谓“使残暴化”的理论，但现有证据表明，老兵们是“清白”的。
甚至在某些确有残暴化倾向的案例中，结果也有反复，无论从“个体”还是“群体”角度都是这样。很明显，并不是每个在战争中杀过人的老兵都有过持久的心理创伤。参与美莱屠杀的士兵在越、美各呆了一年之后才出庭。在这期间，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其他驻越美军或老兵没什么区别。大范围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戴恩·阿切尔和罗兹玛丽·加特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虽然调查表明暴力犯罪和战争有关系，但他们搜集的证据却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杀人案的增多只发生在一战后的苏格兰和美国以及二战后的澳大利亚、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一战后的英格兰没有变化，一战后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二战后的北爱尔兰、美国甚至有所降低。戴恩·阿彻、罗斯玛丽·加特纳，《从跨国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纽黑文，1984），页79。
许多此类研究的概念范型也不统一。一个理论认为战争会提升犯罪率，“因为战争中人的情绪不稳定”；另一个理论就说战争结束后犯罪反而会减少，因为“战后爱国热情会高涨”。一个理论说犯罪率攀升是因为“暴力得以传播”，另一个理论则说犯罪会减少，因为“战争取代了对暴力的诉求”。详见埃德温·苏瑟兰，“战时罪行”，收苏瑟兰，《关于分析犯罪》，1943年首版（芝加哥，1973），页120—121。此外，收集到的数据也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因为没人知道如果没有战争犯罪率有多高。犯罪数据也不区分罪犯是否有过从军经历。征兵时，几乎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会被拉进部队，这样的人犯重罪的可能要比瘦弱的人大些。另外，战后暴力犯罪的上升可能根本与战场的杀人经历完全没有关系。可惜的是，多数大型调查对“军人”和“战士”没有区分，而“残暴化”理论又不适用从未离开过办公室或帐篷的军人，他们离战区有十万八千里。
战争如何导致犯罪率升高？其具体过程也难以界定。纵使两者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不一定可以归于战场上的杀人经历。比如在美国，老兵拥有枪支的比率要大些，但这是因为乡下人（他们有更多的枪支）参军的比例高。换言之，他们持有枪支最终是因为早前就和武器打过交道，而不是军队训练的结果。艾伦·利佐特、戴维·波杜瓦，“军事社会化，童年社会化和当前形势： 老兵的枪炮所有制”，《政治和军事社会化杂志》，8卷2期（1980年秋季），页243—256。还有一些“役前”因素也很重要。在澳大利亚关于越战老兵的调查中，就发现有暴力倾向的老兵不同于没有此类倾向的老兵。前者有
不少战前或早年经历，导致了其战后侵略成性；这包括家族酗酒史、和父母关系紧张、早年失去单亲以及童年受过暴力等……这些肇因在越南继续发展，但这些人如果行凶，就总会被认为是战争惹的祸。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 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 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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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战斗疲劳症、无人欣赏其作出的“牺牲”以及在退役中经历的无数挫折、沮丧，都常会使老兵行事乖戾。暴力还可能起源于社会控制体系的崩溃和战后人们的不安全感。但阿切尔和加特纳的结论却是：“暴虐的老兵”不应为战后暴力犯罪的激增负责，因为这些都是由非战斗老兵犯下的：
在十年越战期间，美国逮捕的杀人犯大幅增加——男性增加了101％，女性增长了59％……且各年龄层都有增加——包括45岁以上的人。“暴虐老兵”模式无法解释杀人率的攀升，至少在越战是这样。
他俩还证明，二战后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提“暴虐老兵”模式，却强调战争会让暴力变得合法： 这种合法外衣在战后被保留了下来。
在战争中，国家的最高权威保证了杀戮的合法性。在许多战争中，杀敌不只被视为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而是一种颇可奖赏的壮举……这种合法化不只适用在前线卖命的士兵，在后方也一样；但它在百姓眼里可能比在亲身经历过战争残酷的士兵看来更为可信。戴恩·阿彻、罗斯玛丽·加特纳，《从跨国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纽黑文，1984），页92及其“暴力举止和暴力时代： 战后凶杀率的比较研究”，《美国社会学评论》，41卷6期（1976），页958。
换言之，战争剥去了杀戮不寻常的外衣，不只对战士，对平民亦然。但我们不应忘记，真正体验杀戮的残酷可能会驱散对其合法性的任何浪漫想象。
越战后遗症
历次战争中老兵都被边缘化，但到上世纪60年代末，流行文化却把愤怒、受伤的越战老兵视作战士的范型。关于他们的大量历史都是在伤兵口述的基础上写成，但其实他们的经历并不具有代表性。这种“神话和主观感受间的脱节”在澳籍越战老兵身上最明显，他们归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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