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壁记 陈登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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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是明白的：“叛徒”的老婆，在这几年里是什么滋味！他的目光和夏雯的目光又迎上了，两个人的目光几乎同时闪过一瞬回忆的闪电。这闪电照亮了他们的过去，也有点无情地嘲笑他们的现在。
　　夏雯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时，被军阀枪毙了。她母亲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四一二”清党时被捕入狱，被活活折磨死在上海龙华的政治犯监狱里。
　　夏雯从小就是国民党所谓的“匪属”，靠着地下党的抚养，长大成人。抗日战争爆发，党把一批烈士子女送到了延安。她在抗大女生队学习了半年，便被派到新四军里，在陈毅同志的一支队里当民运干事，那时才二十出头。
　　说是民运干事，又是女兵，可打起仗来，夏雯比小伙子还勇敢。只要听说是打鬼子，她便把原来就剪得很短的头发朝军帽里一拢，腰里别上四个手榴弹，嗖地抽出一把从敌人手里级获来的“王八盒子”，总是跑在别人前面。
　　安东是在夜袭虹桥机场的战斗中认识夏雯的。他当时是突击营的教导员，布署作战任务时，他问道：“有谁熟悉那块地形？”
　　“我！”队伍里站出来的是一个瘦弱的女兵。大家哄地大笑起来。
　　“笑什么！”夏雯竖起了眉毛，圆睁着眼睛，滴溜溜地扫视了一圈，说道，“我从小在虹桥机场边上拣破烂。”
　　大家又大笑起来。
　　可安东却果断地作了决定：“行！就是你！”
　　这一仗虽只是偷袭了一下，可是却打得很漂亮，连外国的报纸都发表了好大的新闻。
　　事后，安东便找夏雯来问道：“你认识我么？”
　　夏雯笑道：“怪事，跟你打了一仗还不认识你这个教导员？”
　　安东道：“不是现在，是过去。”
　　夏雯想了想，摇摇头。
　　安东道：“我倒知道你，你从小就是‘匪属’。而我，是共产党杨浦区的地下党员，也是个‘匪’……”
　　夏雯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他们便恋爱，结婚了。主婚的是陈老总。以后，除老总只要一看见夏雯便拍拍她的肩膀，笑道：“现在小夏可真是个双料‘匪属’了！”
　　夏雯听了就会撅嘴说：“现在蒋介石还敢再骂我们是匪？！”
　　陈老总意味深长地说：“娃娃！不要以为现在国共合作人家就不骂我们匪了，我看还有人要骂几百年呢！”
　　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已经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却被自己的同志骂起“叛徒”和“叛徒家属”来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至。
　　早上，夏雯高高兴兴地从菜市上买了一条羊腿，因为安东最爱吃羊肉面。
　　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北京、上海来串连的红卫兵，在这个市里宣传，辩论，还联合本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几次冲击过市委，说安东把这里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大有走资派的嫌疑，可是安东还是稳坐钓鱼台，坚持照十六条上规定的做。尽管广播车喇叭一天到晚朝着市委哇哇叫，大字报贴得满墙满院，安东还是不让随便揪斗人，不许抄家，更不许武斗。他还公开在大会上讲：“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搞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都是侮辱人格，都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把文化革掉呀……”这番话，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
　　拥护也好，反对也好，安东既然是市委书记就要对全市人民负责。所以他照样上班，照样到工厂、工地和居民区去检查工作，也照样喜欢在冬至进九那一天，按照往年的老例，吃碗热腾腾的羊肉面。
　　可是，等夏雯提着羊腿，回家一看，只觉得两眼发黑，天旋地转。原来安东已被文革点名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正被一伙不知从哪里来的人硬往街上拖……
　　夏雯只听得僻僻啪啪皮带抽在安东身上的声音，还听见一个人在人群里大声吆喝着：
　　“他不是反对喷气式吗？今天就叫他坐坐喷气式飞机，飞上天去！他不是反对戴高帽子么？好！给他戴上一顶铅皮做的……”
　　她挤到一棵大树下，背靠着树干，踞起双脚，伸长脖子，向人群里张望了好半天，终于看清楚了，在人群里吆喝的那个人，原来是安东一手提拔起来的财贸部政治处主任——成跛儿。嗬！一夜之间，成跛儿变成了市委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夏雯是个烈性子的人，哪能看得这样场面，便冲到人堆里，喊道：“成主任，你可变得快！安东每次作报告，你巴掌拍得比哪个都响，口号喊得比哪个都动听。前几天你还到我家来，点头哈腰，左一个书记，右一个首长，又是请示，又是汇报。今天你凭哪一条敢指使人打一个市委书记，又是哪一个党的文件撤了安东的职？……”
　　夏雯的话还未落音，从侧面突然飞来一皮带，那沉重的铜扣，扫在她的后脑勺上，她身子一晃，昏昏沉沉跌倒在马路旁，脑袋又撞在水泥地上，但她的耳朵里，还能依稀听到那个叫成主任的跛子嘿嘿的冷笑声。
　　“同志们，请看，走资派还想吃羊肉呢，这不叫修正主义到了家又叫什么？……”
　　他们的家被抄得精光，锅碗瓢勺，没留一个囫囵的。从此，他们被赶进了黑帮大院。
　　所谓大院，是市委机关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盖的土铁厂。七、八年过去，早已屋塌墙倒，少门缺窗。尤其是冬天，炉灶上都结着冰。被赶到这院里来的人，全是市委的头头脑脑，不是书记，就是市长，还有常委和各个局的局长。据说，中央文革有个首长点了这个市委的名，说这个市委是黑市委，从里黑到外，针插不进，水泼不透，非得一锅端。
　　安东是市委书记，日子当然比谁都难提了。一进了这座大院，挨揍，罚跪，随时随地被揪出去批斗，游街，象上下班那样成了例行公事。现在，谁是他的保护人呢？她，夏雯！唯一的就是她，也只有她。
　　一九六八年一月，天气格外寒冷，雨雪也特别多，尤其使夏雯难忘的，是一月七日那一天。
　　头天晚上，就下雪了，安东正发着高烧。到第二天早上，雪还未停。夏雯一起床，就到院里提了一桶水，想给安东熬一锅粥。这时，三个戴红袖章的人在门口喊道：“安东，出来！”
　　夏雯放下桶，说道：“你们也不看看，他正发高烧呢！”
　　“装病。不行！快出来！”
　　安东生怕夏雯和他们顶撞吃亏，便跟了双棉鞋，披上棉袄朝那几个人笑了笑：“今天你们要我上班倒赶得早啊！你们不怕冷，不怕雪，我当然要奉陪……”说罢，便挟了个笔记本，跟那几个人走了。走了几步，还转过脸，对自己的老伴眨眨眼，脸上浮起坦然而亲热的笑容，这正是他平常上班前经常有的笑容。
　　可夏雯看到他今天烧得发红的面颊上还挂上这副笑容时，简直想哭，但想了想，咬咬牙，忍住了眼泪。
　　这一天，雪没有停，批斗安东的会也没有停。
　　夏雯靠在破门框上，呆呆地听着被风刮过来的广播喇叭里的声音。除了闹嚷嚷的口号声，叫骂声，还断断续续听到安东和批斗他的人的对答：
　　“你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说老实话，我还没有在中国见过象个样子的资本主义，所以要我走也走不来！”
　　“你是哪个司令部的人？说！”
　　“我跟着毛主席革命几十年，你们说我是哪个司令部的呢！？”
　　“你还不老实？！我们调查过了，你一直跟着陈毅，而陈毅现在在北京也挨批了……”
　　“能跟陈老总，是我历史上的光荣……”
　　“你为什么破坏文化大革命？”
　　“坦率地说吧，象你们这样闹革命，我不理解！”
　　“……”
　　夏雯的耳朵都冻麻了，但心里却在暗暗喝采：“有骨气，象个共产党员。”不过，她也为他担心：这当口还讲俏皮话，肯定要倒大霉。果然，从广播里传来几声清脆的皮鞭抽打的声音，接着是人们的惊呼……
　　“糟了！”夏雯拔腿就跑，到街上的煤球厂，央求着借来一辆平板车。她拖着平板车，直奔正在开斗争安东大会的体育场。
　　安东由于发高烧，又挨冻挨饿，还要挨拳打脚踢，已经昏倒在台上，那些戴红袖章的自称“造反派”的人却一个个都溜了。
　　夏雯赶到会场，冲到台上，二话没说，抱起自己的丈夫，放到平板车上，拖车到黑帮大院。安东身上已盖了厚厚一条雪被，差一点冻僵了。
　　从此，只要安东前脚被人带走，夏雯就后脚拖着一辆平板车，在会场外边等着。
　　许多人嘴里不敢说，心里却佩服这个女人勇敢、坚强。当然，也有在一边说风凉话的：
　　“到底是市委书记，挨批挨斗还有专车来接！”
　　夏雯只当耳边风，拖着板车，昂首阔步地在大街上自豪地走着，有时还会在肉铺前停下来，故意地大声说道：“称一只蹄膀，拣大的，安书记得补补身体！”
　　可是，没有几天，安东用不着夏雯的专车了，他突然被宣布是“叛徒”，送进了监狱。
　　夏雯也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牛棚”。
　　但她毕竟是革命烈士的子女，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本事再大的绍兴师爷也休想从她身上找出一点罪名。在“牛棚”里，每个人都得挂牌子，夏雯的牌子便是“叛徒家属”。这块牌子引得过路人窃窃暗笑，看“牛棚”的人便汇报到那个姓成的跛子那边。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市军管会的政工组组长。这个大组长一听，颠着腿在屋里走了两圈，一瞪眼，训斥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江青同志点名时不也常讲这个那个是坏女人嘛！叛徒家属，坏女人，这就是罪名！就这样吧，把夏雯下放到远一点的农村，听候审查结论。”
　　时间已过去几年，什么结论也没有和她见过面，村里人却待她挺好。可公社和大队接到上面的指示，夏雯是叛徒家属、坏女人，要列为四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