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阮玲玉-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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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电影文章的；还有，单本的电影刊物也一阵风似地不断涌现，以助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特别是，各种小报也大都进载电影文章以作号召，竞相描绘明星、导演的私生活，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以吸引一批小市民读者。在这一腥风恶浪中，狂吠得最厉害的除《时报》记者滕树谷外，还有记者崔XX和姚XX等人。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阮玲玉的真实死因，一是为情所困、婚姻不幸；二是〃著名影星〃盛名之下，难堪于〃人言可畏〃。　　　　　阮玲玉死前最后说过：〃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无罪，不过报上登的太难听了。〃鲁迅先生当时曾化名赵令仪，发表了《论〃人言可畏〃》一文，深刻地揭示了阮玲玉悲剧的根源所在：新闻之黑暗，司法之流弊，小市民的无聊心理，以及种种阿Q式的优越感，归根到底那是个〃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　　　　　尽管她有一张过于成熟的脸，却没有相称的世故，实在难以留在人间。如果她能活过三十岁，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1933年4月阮玲玉和张达民订立了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之后，8月15日，唐季珊和阮玲玉举行了婚礼。　　　　　开始，两人的确有过一段甜蜜而温馨的时光。与唐季珊当年将张织云金屋藏娇的一个明显不同是，他知道拍电影乃是阮玲玉永远不会放弃的事业。因此，他至少在表面上并不阻止阮玲玉继续拍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对自己的热情正在逐渐地减退，特别是他们迁入新闸路沁园村的洋房后，唐季珊忙于他的生意和应酬，对阮玲玉不再像过去那样体贴入微，碰到不顺心的事时，有时还免不了要拿阮玲玉出气。　　　　　再度感受到寂寞的阮玲玉只得把她的情感寄托于神佛，费穆于1936年曾忆及阮玲玉的一段往事：　　　　　〃她（阮玲玉）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曾数次到普陀进香；在苏州拍《人生》的时候，一行人曾同去游玩虎丘，归途中，她又在西园进香，在五百尊罗汉面前，每一尊供上一支香。我很记得，她曾这样对我说：'不要笑我，我晓得你是不相信的。'其实我何尝笑她，这不过是她自己解嘲的笑根本她已自觉在佛前烧香是一件迷信的行为，而她暂时还不能克服这种矛盾罢了。　　　　　她对于这种内心的冲突，正如对于生活中的矛盾一样，无时不在挣扎，无时不在斗争……〃　　　　　信佛的阮玲玉并没有逃离厄运，1935年初，她的个人生活又起波澜，掀起波澜的则是张达民和唐季珊。　　　　　在当阮玲玉感情受到唐季珊的百般欺凌之时，已经与阮玲玉解除关系的张达民派人在1934年底，圣诞节刚过时向阮玲玉借用一笔的钱。理由是当年阮玲玉与张达民订立的协议，还有将近5个月就要到期了。张达民最近手头有点紧，希望阮玲玉能将余下的5OO元今天一次付给。　　　　　阮玲玉答应了他的要求将5OO元钱给张达民，并要求来人转告张达民自此后，阮玲玉与他不存在任何瓜葛了　　　　　来人将钱装进口袋里后，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　　　　　〃阮女士别把话说绝了，本来你在付出这笔钱后，的确与张先生已了无瓜葛。可阮女士别忘了，你当初搬出海格路大胜胡同与唐先生同居时，把属于张先生的衣物、家产也一并搬了过去。而阮女士带走的属于张先生的财产，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所值大约不会低于2000元。〃　　　　　〃2000元，张达民的财产可值钱哪，〃唐季珊满脸的不屑。〃好吧，我就出一回血，这钱我付了。〃　　　　　第二天，张达民的那位表姐又来了，但她开出的价钱是4000元，否则不写文书。　　　　　阮玲玉稍稍犹豫了一下：4000就4000吧，自己省一点，摆脱这个恶魔比什么都好，但是唐季珊认为这是讹诈，执意不许阮玲玉出这笔费用。　　　　　不久，唐季珊就收到张达民委托孙弼伍律师写来的一封信，〃指其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名义之图章。〃。　　　　　阮玲玉不愿打官司，一到法院，法院是不问事实真伪、是非曲直的，未经庭审就会把事情通告周知，那时，以阮玲玉的知名度必然闹的满城风雨。然而唐季珊一点也不考虑她心中的忧愁，在他收到诉讼状后认为所指各点俱非事实，聘请了著名律师熊飞，将一纸诉状递到了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控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法院受理了此项诉讼。阮玲玉被卷入了一场直接导致其毁灭的连环讼事之中。无奈中，阮玲玉委托律师在报上发表声明：　　　　　据当事人阮玲玉女士声称，阅报登载唐季珊与张达民讼案内所述各节，完全于事实不符。玲玉虽属女流，为社会弱者，横逆之来，原可置诸不论，惟含名誉有关，实难缄忍，不得不缕述身世，借明真相，以求海内人士主持正言而昭是非。查张达民君于数年前虽与玲玉同居，并未缔结婚约。张君本无正当职业，又复浪荡成性，生活所需渐难维系，在此家庭经济压迫下，玲玉无可奈何遂投身影界，月得微资，维持生活，张君则安坐而食如故也。玲玉犹痴望其有成，辗转为张君代谋瑞安轮船、闽福清县税务所等职务，奈张君未忘故习，不克忠于所职，返申后仍逼玲玉；以满足其无边之欲为能事，人生至此，哀痛极矣！缘于二十二年四月间双方敦请伍律师证明解除双方关系，玲玉犹不忍见张君飘零，于毫无义务之下，每月以一百元资助之，以两年为限。此两年中果能泯祛昨非，力求振作，何尝不可立身扬名，不意今岁为两年届满之期，而张君并不自新进步，亦未能忘情于玲玉供食之初心，遂不惜捏造伪词，，变更事实、诬陷侮辱，达于极点，以恐吓手段，以法律为工具，以遂其图，谋玲玉与万劫不复之缠而后快。不知天下事是非根据，事实真伪，难逃公评。张君果能觉悟，何不向光明正大途中进展，而必欲与早经脱离同居关系现在以售艺为活之弱者女子，纠缠不休，以使天下女子寒心，而不为硕人道德所不齿。玲玉感于自身法益被侵害，顷已检齐证据，依法进行，因请贵大律师代登报端，以昭其实。


第四部分：最伤最疼是感情第55节：逼上了绝境（图）

　　1935年1月10日对阮玲玉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唐季珊诉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案。　　　　　判决在1月17日进行，由于唐季珊证据不足，法庭判〃虚构事实，妨害名誉〃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张达民无罪。　　　　　这样的结果是唐季珊始料未及的，当然觉得窝囊，却也别无它法，只得自我安慰：好在经过这场在广庭大众之下与张达民撕破脸对着干的讼事之后，不用担心他动不动就以抖落隐私给报界来威胁纠缠了。　　　　　阮玲玉想想也有道理，但心里总是闷闷的，她哪里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袭来。　　　　　在官司结束后，唐季珊和阮玲玉两人旅行杭州等处时，沿途唐季珊对记者诉说了张达民的种种恶劣行为。张达民听说后，心中不服。　　　　　张达民原本一直想用诉讼来要挟阮玲玉，想不到自己却先当了被告，心头这口恶气难消，但他一时未想出什么有效的报复办法来。最好的以牙还牙的办法莫过于到法院去告阮玲玉、唐季珊，但手头并没有什么过硬材料。再说为了上次官司，自己的钱已花完了，若再请律师来打这场官司，他实在付不起钞票。在一些记者的教唆和资助下，于1935年2月间，聘好了律师，竟然在特区第二法院的刑事初级庭和刑事地方庭同时提出诉讼。　　　　　张达民在黄色小报记者的怂恿下，以刑事罪起诉阮玲玉是有着险恶用心的。一般说来，民事诉讼，被告均可委托律师而不必亲自到庭。但刑事诉讼，被告不仅必须到庭，而且还必须站入法官案台右角的一个竖立的齐胸高的方形木桶内，每次庭讯结束，还会来个〃庭谕交保〃，即被告必须找一家店铺，书面担保被告下次传讯时会准时到案。　　　　　张达民和黄色小报记者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能打赢这场官司最好不过，打不赢也可确保能彻底羞辱阮玲玉一番。　　　　　1935年2月25日，阮玲玉第一次接到特区第二法院的传票。看到有生以来第一回接到法院传自己出庭的传票，她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阮玲玉知道张达民眼看讹诈不成，利用她害怕诉讼尤其是那种关系到个人隐私的诉讼来要挟她，为的就是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因此，阮玲玉打定主意，决不出庭。　　　　　但是，来自法院的传票是带有强制性的，出不出庭，不能由阮玲玉自己说了算。因此，阮玲玉的律师经过商量，以阮玲玉生病为由不能到庭。律师们这个办法是否可行，还得由法官说了算。　　　　　2月27日早晨，上海特区第二法院门前出现了一个未曾有过的盛况，法院的大门尚未打开，门前已拥满了前来旁听的人。　　　　　九时许，法院开庭。阮玲玉没有到庭，并没引起法官多大的兴趣，原来，他们已将此案移送地方法院并案审理。此次开庭仅20分钟就宣告结束。　　　　　虽然，法庭上问答话不过十多句，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记者们都依然写出了长篇大论的报道。内容是大谈阮玲玉与张达民和唐季珊如何如何。　　　　　在此后数日内，此类真假相杂绘声绘色的以〃私生活〃、〃秘闻〃等为题，充塞着〃诱奸〃、〃通奸〃等字眼的所谓报道连篇累犊地出现在各报，尤其是一些黄色小报上，极为放肆地对阮玲玉进行诬蔑、攻击和漫骂，那些被《新女性》一片戳到了痛处的记者们果然大显身手了。　　　　　面对着〃一犬吠声，百犬吠影〃的汹汹之势，一个弱女子又如何应付呢？　　　　　经过报纸的推波助澜，电影女明星阮玲玉与两个男人的故事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事件，在当时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