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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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运动是在水下进行的，他们所造成的变化是看不见的。有些人暂时默默地埋在泥潭内，以后被挖出来的时候，会在水上造成大的旋涡。这些波或者浪在不同的层面或匆匆流过，或汇合起来，有些则纠缠混杂在一起。每一个汇合都产生一股新的力量，而且具有其特征，就像它们汇合前都有各自的特征一样。如果有些力量不是这样产生的，那这个世界上就会失去许多欢乐，在其他情况下又会免去许多痛苦。像这样所释放出来的力量，不仅来自思想的结合，而且来自身体的结合。
　　　　数以亿万计的结合才产生了贝多芬、圣方济各、希特勒的身躯和大脑。亿万个独特的生命纤维的混合和结合才能产生这样的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以至于他们可以影响数以亿万计的其他人，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显而易见，每一个人，每一个独特的生命在进步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能载人史册的寥寥无几。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有：思想对思想的影响；老师与学生、父母和子女、领袖与公民、作家或演员与普通公众。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变革的种子。这些种子需要养分才能释放它们所携带的潜能。
　　　　我毫不怀疑，只要假以时日，我们人类一定能够创造一个道德社会。问题是，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一点我太了解了。我观察过黑猩猩，我的手里拿到过石器时代我们祖先的遗骨。打那之后我就知道，我们是经过亿万年缓慢的演变进化来的。我还知道我们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仍然以现在这样的速度继续破坏我们的环境，我们已经没有亿万年的时间来使所有的人都变成真正的圣人。所以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力争做得有点像圣人。这样我们还来得及。皈依之路①＇1＇
　　　　1986　年10月我的生活模式发生了永久的变化。这是我的《贡贝的黑猩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间接结果。为了写出这本书，我花了许多功夫掌握了生物学家通常在大学期间就学过的大量知识——比如荷尔蒙对侵略行为的影响、社会生物学理论等课程。我学得很苦，但很值得。在我的知识面没有扩大之前，我在与“科班”的科学家谈话时，心里总感到惴惴不安。60和70年代关于“《地理杂志》封面女郎”的尖刻言辞使我很生气，我想其程度也许比我自己承认的还厉害。可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还不错，我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
　　　　为了庆祝这本书的出版，芝加哥科学院院长保罗·赫尔特纳建议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主题是：理解黑猩猩。所有在非洲从事黑猩猩研究的生物学家都受到了邀请，此外还请了一些对被捉黑猩猩进行非入侵性研究的科学家。这是一次令人惊叹的会议，在黑猩猩研究方面的知名人物几乎全都来了。会议开了4天，而它的影响却远不止这几天。它在我内心引起的巨大变化，也许类似与大数②＇2＇的保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所描述的情况，那次体验之后，他从一名异教徒皈依了耶稣，成为他最虔诚、最坚定的信徒。我到达芝加哥的时候，仍然是一名科学研究工作者，正打算写《贡贝的黑猩猩》的第二卷。可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却暗暗决定将工作转向环境保护和教育。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第二卷也许是写不出来了——　在我还比较活跃、精力还比较充沛的时候，是肯定写不出来了。
　　　　大会的内容以科学为主，但也有一次讨论会涉及到环境保护。我想，当大家意识到整个非洲的黑猩猩数量在减少的时候，无不感到震惊。20世纪初，在非洲25个国家的黑猩猩数量肯定在200多万，可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他们的数量已下降到不足150万，数量超过5千以上的国家只有5个。即使在这几个堡垒里，由于人类人口增长的需要，黑猩猩的领地还在无情地逐渐缩小。树木遭到砍伐，为的是盖住房、作燃料、制木炭，也为了扩大耕地。伐木和采矿活动已经深入到原始森林，而黑猩猩易感染的疾病也传给了人类。人们沿公路两侧安家，他们砍伐了更多的树木来种植庄稼，设置陷阱来捕捉动物。黑猩猩数量在不断减少，种群也日益缩小，许多群体由于太小，近亲繁殖已经无法避免——他们长期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在西非和中非一些国家，黑猩猩被作为食物遭到猎杀。这种事情并非今天才有，可是以前的猎人只猎杀够村民吃的肉食，而现在的猎杀已经成了商业性的。打猎的人来自城镇，他们乘坐运木材的车进入最后尚存的一些森林，见到什么就打什么。他们把肉熏烤或晒干后装上卡车，开回城里。这是一种商业性的买卖——野味交易。它满足了许多想品尝野生动物肉的人的偏好。（过了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黑猩猩身上携带了多种艾滋病病毒。猎杀和屠宰黑猩猩以取其肉的人，很可能就这样把这类病毒传给了人类。）
　　　　此外还有活动物的交易。即使在人们不吃黑猩猩的地方，母猩猩也常常遭到猎杀，为的是捕捉小猩猩，然后把他们卖给人当宠物，或者卖给国际娱乐业，或者卖给医学研究机构。
　　　　另一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关于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医学研究实验室中黑猩猩的状况。我对听到的情况感到震惊，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做点什么。
　　　　25　年来我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梦想。我感到自豪的是，能在幽静的森林里研究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着迷的动物。现在，由于我在专业方面的信心增强了，专业知识增加了，我要帮助处境困难的黑猩猩，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改变这种状况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还认为自己所获得的文凭还不足以从学术上与搞医学研究的那些科学家探讨。那些政客们又凭什么要听我发表高见呢？可是现在，我花了大量心血写成《贡贝的黑猩猩》之后，我的自信心增强了。为了那些在实验室、马戏团和处于其他恶劣囚禁状态的黑猩猩，我到研究实验室去拜访了那里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探讨问题。我正式到非洲各国政府去游说。此外我还发起一场场运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不间断地搞系列讲座。
　　　　我的努力将使我与这条路结下不解之缘。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所呆的时间都没有超过3个星期。在“窝里栖息”的时间一年只有两三次，而且我也只有靠这点时间来写书。我在贡贝的宝贵时间越来越少，后来变成每年只能去有限的几次，每次只呆一两个星期。如果我当时就知道后来会出现上述的情况，我会怎么做呢？走上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之后，我能不能做到很坚强，能不能非常投入呢？我在大会上所听到的情况使我感动，也使我震惊。我相信对上述问题我会给出肯定的答复。我不必作什么选择，因为我的生命似乎被一种难以抵御的强大力量所控制。我发现自己就像圣保罗一样，无法“用脚踢刺”①＇3＇。
　　　　为了帮助黑猩猩，我把准备好的“理解黑猩猩”展览带到有黑猩猩的非洲国家去展出，而这也是“野生动物意识周活动”的中心内容。在可能的情况下，我拜会了一些国家的首脑、环境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部的部长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此外还与环保组织、研究或保护黑猩猩的个人取得联系。我说服热衷于这一事业的人在自己的国家组织“野生动物意识周活动”。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访问学校、发表演讲、进行募捐，尽可能在媒体上露面。我们成功地举办过活动的国家有：乌干达、布隆迪、刚果（布）、安哥拉、塞拉利昂、赞比亚。当然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基戈马也举办过多次。此外在扎伊尔、南非和肯尼亚，我们还启动了环保项目。
　　　　正是在这些访问中，我亲自了解到数以百计的猩猩孤儿所遭受的可怕痛苦。他们出生在与贡贝类似的环境中——可是他们的母亲遭到杀害——因为人们想得到猩猩肉或者是为了窃夺他们的宝贝儿女，然后拿到动物市场上去卖。我的关注后来导致黑猩猩禁猎区的建立。那里有被政府官员从市场或者路边没收的黑猩猩，也有被人作为宠物买去后交给我们的黑猩猩。一只黑猩猩长到6岁的时候就跟成年男子一样强壮，即使是那些养在家里，与人同桌而餐、与孩子在一起玩耍、与家人一起出访的也是如此。到这时候，把他们养在家里当宠物就不大安全了。他们要成为黑猩猩，要做黑猩猩的事情：他们对约束开始反感，可能会狠狠地咬人一口，因而成了潜在的危险。
　　　　有很多人劝我不要去管那些失去母亲的小猩猩。那样需要很大的花费，在他们长长的一生中（有的可以活60年），我们都得照顾他们，不能再让他们返回野生状态下生活。他们对我说，要用宝贵的经费来拯救野生黑猩猩和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应当帮助非洲人，而不“仅仅是”动物。可是对于我来说，不存在什么两难的选择问题。对那些小黑猩猩孤儿伸出的双手、哀求的目光、因营养不良而瘦得可怜的身体，我不能视而不见。于是我们开始了建立几个禁猎区的计划。每个禁猎区都成了自然保护教育计划（尤其是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的重点。此外，我们采取了类似在贡贝的做法，使当地人介入其中，尽可能多雇佣他们，从他们那里购买水果和蔬菜，从而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机会观察黑猩猩之间令人着迷的社会交往活动，对当地的村民来说大多是第一次。旅游观光的人也非常感兴趣。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禁猎区最终实现了自给自足。
　　　　只要当地的动物园里有黑猩猩，我就要去看看对他们的饲养状况。每每看了之后我都感到沮丧。那里的黑猩猩都在挨饿，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饲养员和他们的家人也吃不饱。我们只能拿出少量的钱，并发动当地外国移民来帮助进行部分改善，如对刚果（布）、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