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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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个山体并不一致。如果你就近观察，在附近青色的山群之中，脚下这个地方会产生一种“跳出来”的感觉。如同在茫茫人海里突然发现了一个熟人，不，如同人海里你竟然见不到一个熟人。　
　　我一边快步前行，一边看着脚下的地面，步履踉跄。　
　　我突然止住了步伐。哦！我几乎踩在了一个巨大的写了字的“条幅”上面。我站稳了，俯下身再仔细观察。那是有人在大地上利用青黑色砾石镶嵌出一幅大字：　　　
　　敦煌天杰（1）　　　
　　同行的靳大成、赵稀方等纷纷赶过来，问：发现了什么？我没有作解释，只是指着那几个大字。大家匆匆照了几张相，就返回镇上了。　
　　2005年春节过后。我开始整理2003年10月的考察笔记与相关照片，因为我计划为此行写一本新书。　
　　2003年10月，回到北京，同行者纷纷以他们一路的摄影作品相赠。当然，我自己也照了许多。照片使我回忆起这次有惊无险的探险，以及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发现。最重要的，当然是找到黑喇嘛的要塞，以及再次路经明水古城。　
　　……我将所有资料汇拢到一起，分析着，观赏着，特别是独自一人品味着一路的甘苦。这是我的一大爱好。在我照的相片中，有大地铭文“敦煌天杰”的一张使我不能释手。因为当时见到这个“碑铭”时，分明有什么潜在的感觉触动了我的神经，可安排得过于紧凑的行程没有给我留下调控情绪波动的空间。离开马鬃山镇，又踏上前往明水的路途时，一种不安却已然稍纵即逝。　
　　拿着相片我怅然若失。到底是什么使我如此惶惑？我一一问了同行者：谁还拍摄过“敦煌天杰”？只有小丁（丁平君）回应。她的相片与我的角度有一些差异，但同样看不出新的内容。这几个字是汉字，而且是仿宋体的美术字，这是中学美术课教过的。当然，黑喇嘛是蒙古族，这个“纪念碑”却没有用蒙古人使用过的八思巴文、托忒蒙文、斯拉夫字母拼写的新蒙文……可这也只是关系到由谁来书写而已。　
　　凝视着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我突然明白了究竟是什么感觉触动了我敏感又轻易不会受到触动的神经。　
　　在相片上，“敦煌天杰”之下，有一行字迹注明了制作时间“97·9·10”。1997年9月，时在我们来到之前仅7年，可却是在黑喇嘛被刺杀七十多年之后。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个日子，究竟是什么人专程到此，非要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黑喇嘛的评价呢？黑喇嘛不是已经“盖棺论定”了吗？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早已经荒无一人的、远远离开现实生活的要塞遗址的山体上，会出现对黑喇嘛的与现行观点并不一致的评价？“天杰”，这当然是对死者的充分肯定，可这种见解已经很久不再见诸于文字了，不管是俄罗斯的（苏维埃时期与独联体时期）、蒙古国的、其他国家的，还是中国的。　
　　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对黑喇嘛的那种通行的看法，看似成为定论，可实际上却经不住黑戈壁上、马鬃山环抱中的几个黑石大字的挑战。　
　　从2005年的阴晴不定的2月初重新审视考察途中的相片开始，我思考了很久。　
　　我知道，这是一条迈不过去的山梁。　
　　等我终于决定：放下原来设计得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写作计划，再到黑戈壁，重新寻访关于黑喇嘛的遗迹，我才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脱身而出。最难做到的事，往往就是最普通的事；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就是最浅显的道理。我并不缺少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我缺少的只是行动的理由。有了简单的而又颠扑不破的理由，剩下的只是：清点一下手头上（家中）有多少可以调动的现金，够不够前往黑戈壁……　
　　……我站在山顶上。我仍然看不见一年多之前发现的那几个简明的大字。　
　　我仔细回忆着2003年10月3日是怎样发现了那一组黑石字迹的。事实就是，我一时找不到“敦煌天杰”所在的地域了。它明明就在山脚下，等我前去辨认。前天、昨天，哪怕就在今天出发来碉堡山之前，我关注的还只是究竟是谁在几年之前来到这寂寞的黑戈壁，来到这戈壁中的“飞地”马鬃山镇，特意为死去七八十年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正名为“天杰”。——我认定这是“外来人”的“作品”。等我再次来到碉堡山时，使我困惑的却是那个“纪念碑”到底存不存在？这些年，我在中国西部到过许多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其中有：老阿布旦、玉尔特恰普干（新阿布旦）、松树塘、色必口、沁城、小堡、鸣沙山、小河、楼兰古城、那然谢别斯廷布拉格、明水、安南工、巴音布鲁克、丹丹乌里克、喀剌墩、通古孜巴斯特（大河沿）、哈拉莫墩、玛扎塔格……我从没有在“寻找”过程迷过路，但前提是我知道我在寻找的是什么。　
　　可这次不同，我不知道我寻找的是什么。　
　　我依次巡视着山群的脚下。可我并无所见。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就在几公里之外。这时，远远望去城镇如同沉沉睡着。马鬃山是牧区小镇，但它的好客，它的整洁，它的沉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马鬃山镇，你很容易融入当地生活。实际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人把你当作外人。路边的风力、阳光互补的发电站，为整个镇子提供着洁净的能源，风能与太阳能是大自然对马鬃山的慷慨赐予，从不或缺。一个个高大的电杆挺立在大风中，一具具急速旋转的螺旋桨，成了马鬃山镇的标志。四野寂静无声，总仿佛有人在急于和我对话，可我们并不在相同的波长。但我们一定能找到沟通的途径。总仿佛有人随时跟随着我，可他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扰乱了我的足迹。　
　　遥望着急速旋转的螺旋桨，仿佛一切往事都搅合成一团。但望着望着，一切又清晰起来，如同阴霾被阳光驱散。　　　
　　敦煌天杰（2）　　　
　　我突然记起，“敦煌天杰”这一组字迹，是朝向西北的。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刻，它立即洒满阳光。它如果确实存在，应该在碉堡山的东南方那片与附近大地相比略呈黄色的缓坡上。一个奇异的想法同时萌生在我脑海：1924年，蒙古国的特工在刺杀了黑喇嘛之后，最初就是将其身首异处的尸体扬弃在那一片荒滩上的。实际上，碉堡山的所有的建筑群，都是尽力屏护着那个地方。我踉踉跄跄下了山，快步向东南那片黄色缓坡走去。越接近那儿，我的步子越慢。我“找到”了那几个大字。从高向低望去，特别是处在从高向低处运动之中，那静静躺在大地上的“敦煌天杰”，仿佛慢慢迎面站立了起来，真的成了基于山体的丰碑。　
　　在我招呼下，同行的娜仁娜、吕占福、杨东、薛利民，先后来到这里。娜仁娜是肃北马鬃山镇的副镇长，在马鬃山镇工作了20年。2003年我初次来马鬃山镇，就是她陪同我们到到“碉堡山”。　
　　我们放慢脚步，似乎怕惊扰什么人。在这几十平方公尺的山坡上，我见到了至少7组铭文。这错落有致的铭文，使山坡组成一处名副其实的“碑林”，不过碑体的制式不得不作了改变，由直立的石碑变作平躺在大地上的铭文。除了“敦煌天杰”，其他的铭文都不那样清晰了。但我看除了“敦煌天杰”是工整得有些拘谨的汉字（美术字），其他全应该是蒙古文字。在“敦煌天杰”的正前方，是另外一组黑石镶嵌的字迹。我2003年10月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中，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娜仁娜走到跟前，说：“杨老师。我看这几个字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仔细辨认着那一簇黑色砾石，在大地衬托下，黑石似乎在闪闪发光。我不认识蒙古文，但我感到娜仁娜说得对。因为我判断，“敦煌天杰”，无疑是对上面这一组残缺文字的释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敦煌天杰”，就是看到那个残缺字迹（当初必然并不残缺）之后才萌生的赞词。　
　　在整个“碑林”，我认为出现最早的一组，是一个鄂博（敖包）。这个鄂博只堆放了不多的几块石头，但它无疑是个鄂博。在它的上方，是“6·20”几个数字，下方也有几个数字，应该是“1992”。第一个“9”笔画已经不完全。　
　　我们即将离开碉堡山时，一个同行者自语道：“只有‘敦煌天杰’是清楚完整的，其他全有残缺。为什么？是有人蓄意破坏吗？”我没说话，但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明明白白的：那证明，其他的字迹出现要比“敦煌天杰”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是历次、而不是同一时间制作出的。　
　　“英雄”－“敦煌天杰”－鄂博－碑林。我见到的、或说发现的，不但未能发蒙解惑，反而使我有一种又回到起点的挫折感。　
　　大风如鞭，对赤裸的山野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着刑罚，酷寒肢解了残破山体，那些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作用的堑壕，如同为丘陵戴上沉重的桎梏。黑喇嘛和他的要塞，从1924年那个沉阴的午后起，就在这里示众。经历了81年无情的鞭笞与严酷拷问，这场旷日持久的缺席审判，仍然未能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而我的工作，则是为“判决”提供一份全新的证词。我已经决定，不管多么艰难甚至多么难堪，我的“证词”要尊重历史本身。　
　　我们的越野车从碉堡山出发，穿越黑戈壁，前往出发点——酒泉。黄马鬃山、黑马鬃山，从我们身旁掠过。　
　　自从离开碉堡山，就下开了雪。　
　　这场春雪从3月12日我们离开碉堡山，一直下到16日我离开酒泉。2000年12月3日，我们就是在大雪降临后离开的乌鲁木齐郊区的安南工，2001年1月4日，我们离开时小河正静静地伫立在罗布荒原罕见的大雪中……　
　　一路上，我们路经了音凹峡、桥湾、玉门镇，在音凹峡边检站，又与“酒泉－公婆泉”的班车相逢，又见到了那个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