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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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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们路经了音凹峡、桥湾、玉门镇，在音凹峡边检站，又与“酒泉－公婆泉”的班车相逢，又见到了那个开着自家的重型卡车在黑戈壁跑运输的细瘦姑娘。
雪，时大时小，但从未中断。在冥想中，风力发电的细高的电杆与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化成挥舞利剑与亘古长风拼搏的“唐吉珂德”。那么，我是桑乔呢？还是那匹驴子？
越野车即将进入酒泉市。我望着在风雪中匆匆的行人与车辆，轻吟起如下诗句：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贞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卷写了如上一段话，表述出他对世界急剧变革的直观感受。1969年初，第一次听到黑喇嘛这个名字时，我的行囊里就藏着一部《双城记》。当我对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持续不懈的追索时，它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仿佛回到1969年遥远的岁月。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的一切，就在西部的风雪中与一个北京“知青”的生活轨迹重合……
第一部分
《黑戈壁》一（1）
提起1969年巴里坤、伊吾草原的初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砭骨的苦寒。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与黑喇嘛初次“相识”。
1968年3月，来自北京的108个知识青年抵达了新疆哈密的军马场。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作为亲历者终生都不会忘记，而未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你说得再形象，他也理解不了，所以可以略过不提。母校人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时，一个在我们之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听说，咱们学校去军马场的，你马骑得最好。”
我听了一愣，说：“我已经忘了怎么骑马了。”
我最怕这类“最”。什么叫“最好”？哦，首先，什么叫“好”？不过，我确实是所有到军马场的知青当中第一个上了马群，最早成为“草原新牧民”的。
1968年8月，我在军马场十连（地名叫“青疙瘩”）成为牧工。十连只有一群军马，那是一两岁的公马驹群。当时的知青，想上马群成了“时尚”。既然从北京来到新疆的马场，当然要有点特色。而跃马扬鞭，作新牧民，谁不向往呢？
从上了马群，到1971年这一年多，是我一生中的“痛苦时期”，至今想起来还要为之脸红。可以说，除了偷鸡摸狗，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我都犯过。夸夸其谈自大到找不着感觉，志大才疏使人厌烦，懒得一个星期不洗脸不洗脚还自觉挺“酷”，虚荣心已经快要淹没了事业心。
幸亏我年轻。幸亏我有一个“什么毛病也没有”的“对班”。
军马场的马群，分为放牧马驹子与骒马两大类。骒马群，是生产母马群，在成活率第一的年代，骒马群是军马场的“重中之重”，而马驹子群，只要不死马，不丢马，几乎没有人过问。一群马，由六个牧工组成一个放牧班，六人再分成三个组，每组两人，负责放牧24小时。在这24小时之中，即便“天上下刀子”值班的人也必须跟随着马群在戈壁草滩游牧。三天一轮换。同组的两人叫做“对班”，可以说，除了对班，在马群、在连队，你可以不与任何人交往。
我的“对班”老裴是真正的“老牧工”，已经结婚生子，但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是来自甘肃高台的“盲流”——60年代的饥馑时期放弃了家园，“自动”来到新疆。一上马群，我就不喜欢他。他大字不识，却是放牧班的副班长，领着我们早请示完汇报，一本正经翻到《毛主席语录》第15页，却背诵“老三段”。他的个子比我矮一头，但他从来不仰视人。我们两人冲突不断，可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因为刚刚跟我大吵一架，就不再帮我打扫马圈了。也从不会为了我不愿意听，就将话咽在肚里
时间稍长一些，他的长处就显露出来：关于马，关于军马场，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都是潜移默化的。特别是：从不轻言放弃；遇事能拿出办法来，这两点我必将受用终生。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只有一米六高的“文盲”，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什么叫西部，我就是从他那张粗糙的脸上读到的。
我在一些小说中写过军马场的放牧生活，那里面的“老牧工”，“老班长”，都是以他为原型，可在小说中，他却是一个人高马大、快步如风、循循善诱的智者。前后我和他一起放了三年的军马。放的都是即将服役的马驹子。
放牧马驹子，关键是要把马群“圈”牢。
骒马当然不会乱跑，它们不是怀着沉甸甸的马驹，就是带着栽栽趔趔的马驹，而且，每十来个骒马，就由一位“副班长”“管理”——英俊潇洒的儿马（种公马）的责任就是照顾它的十几房“妻妾”。马驹子，则全靠我们了。每次当班，一般要数两次马。数马是绝活。不信你试试。马不是人，可以点名；马也不是树木，一动不动戳在那儿等你去统计。在草原上实地统计运动中的马群，除了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还需要耐心。而这两点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数得数字多了——这也是常有的事，你得找出混进来的马是哪匹；可数字如果不够，“天”就变了。也许你已经计划好，明天下了班去场部松树塘洗个澡、到邮局看看有没有新从北京寄来的包裹，也许你打算到“女子放牧班”或连部会会女知青们，显摆显摆你的新毡筒（毛毡制的靴子），也许你想到附近的天山公社或前山牧场小卖部卖点日用品，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刷牙了。但只要马的数字不够，在你当班时丢了马，一切便不同了。除了及时找回在自己班上丢的马驹子，没有别的选择。
马丢的原因有无数种，可能是跟着从附近路过的别人的马走了，可能是闻到了骒马的气息追踪而去（至今我一想到马驹子闻骒马马粪的情景，还情不自禁要失笑），可能是玩得忘记了归队，可能是遇见了狼或猞猁为其驱赶，也可能是因为体质较弱掉了队……对于放马的人，谁当班时少的马，谁负责找回就行了，没有人再顾及其余。
我在马群上的的第一课，就是“找马”。几年间为找马，我和“对班”老裴走遍伊吾、哈密东部的隐密山乡和古老绿洲。说也奇怪，跑失了的马驹子，几乎没有往西、往南跑的，不是北山就是东山。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为了找马，为了消磨马群的空闲时间到过的许多地方，仅仅记录下地名，都足以使了解20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与兴衰的人惊叹不已：上马崖、下马崖、大石头、梧桐窝子泉、沁城、庙儿沟、穆孜里克、板房沟、大熊沟、克音、谢别里克、盐池……
《黑戈壁》一（2）
1968年－1969年之交，我们就是在找马的紧迫中度过的。
马丢了，如果在一周内找不回来，就只有靠运气了。真正找不回丢失马匹了，是很少见的事。1969年元月底，我们放牧的马群为部队接走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安排新的马驹群给我们放牧。可才放松了不几天，整个马场就进入了戒备状态，那气氛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作为一个普通知青，我们当然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如此惊师动众，只是间接听说与一个叫做“黑喇嘛”的土匪卷土重来有关。从此以后，直到“林彪事件”，离边境不远的军马场，总是处在一个一个的战备情况里。
除了突然而来的“紧急情况”，1969年的春节前后，巴里坤、伊吾以及哈密县的东北部，又为寒流席卷。
不久前，我在前些年新编的《巴里坤县志》中查到，这一带的极限低温，是摄氏零下39。6度，测量地点是军马场的场部松树塘。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69年2月我们在巡逻中就测到了零下41度的低温。
——哦，那真是砭骨酷寒。在戒备期间，一次，军马场的民兵受命出动，搜索北山的几个大的山沟。返程中，夜色浓重，突然在板房沟沟口一个无人居住的空马圈闪现出一点亮光，我们马上将其包围。为了听清楚里面的动静，一个知青将皮帽子的“耳朵”撩起来也就是几分钟，等回到家才发现他的耳朵冻坏了，肿得像一个乒乓球。我摘掉手套揪着马鞍的前鞍桥下了马，手指居然被铁鞍环“粘住”了，硬撕下来一层表皮。原来，躲在空马圈里的不是坏人，而是一个让酷寒弄乱了心智的南方支边青年，想跑回四季如春的老家，遇见我们以为见到了土匪。在我们包围喊话过程，他硬是用双手挖开了冻得如同石头的羊粪，将随身带的钱与粮票藏了起来。真相大白了。可他的双手全都残废了。哦哦，伴随那洞彻骨髓的寒冷实际是一种无力抗拒的恐惧。如果说，新疆有“寒极”的话，那它显然是在东天山的北麓。
军马场到北京招收知识青年时，一个信息灵通的家长曾当面问负责招工的军马场人事干部：听说军马场所在的天山东部有土匪出没。人事干部老万用最慢的语速回答：哦，个把土匪是有的。来到马场很快就知道，其实人在马场是最安全的，而土匪，从清朝收复新疆以来就是这附近的一道风景线。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这里几乎没有“专职”的土匪。如果你没钱没枪，遇到“土匪”你也失不去什么要紧东西。可那个黑喇嘛，是土匪中的土匪，杀人越货，而且从来不计工本。有了这个背景，便不会因为一个过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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