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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5年第6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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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军那天起，幺叔就一直被叫做何维俊。实际上他只当了几个月的兵。他随部队日夜兼程地赶到武都山区，然后就在那一带剿匪，剿了几个月匪，就到了1950年4月，部队一下子开到陕西，驻扎下来，要重新改编，说是要去朝鲜打仗。去朝鲜，他有些不愿意。他不是怕死，他只是心里担心：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但不可能都死完，兴许有什么人还在部队，特别是两个哥哥，再怎么运气差，总还是有一个活着。这么多年了，他们没来找他，肯定是忙着打仗，仗打完了，他们一定会到成县来找他的，要是去了朝鲜，他们就找不到他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跟部队领导说了，领导也为他考虑，就让他复了员，把他分到成县武装大队，继续剿匪。
到了1954年，地方上的土匪都剿干净了，幺叔也到了二十五六岁。在县大队工作的他有一天看上了一个女子。那女子叫田玉梅，精巧能干，又长得白里透红，是半山坡村的民兵组长，又是共青团员，经常到县里开会，一来二去，两人就相互看上了。不久两人就结了婚。
1956年秋冬，有一天，成县民政科收到一封湖南省大庸县写来的寻亲信，信是一个叫侯清芝的人写的，说是要找一个叫侯宗九的人。
幺叔已改名叫何维俊，谁知道侯宗九呢？恰好县民政科有个干事姓高，他和何维俊一起当过兵，在部队时，他们有时就叫他九生，又都知道他姓过侯，所以一接到信，高干事就找到已调到初级社当主任的幺叔，说湖南省大庸县来了一封寻亲信，你看是不是找你的？他不识字，高干事识字，就给他读信。听着听着，他眼睛就湿了。信里面讲的好多情况，他都还记得。信是他大哥我父亲写的，说原先跟随贺龙长征时，一家是哪些人，路上又死了谁，到了西康，妈、嫂、姐又是怎么失散的，后来在成县那一仗一打，又不见了爹和他……信中说，那个叫侯宗九的人如果还记得这些，或对这些有些印象的话那就是他家里人了，希望给他们回信。
要找的人就是幺叔。高干事问他怎么办？他说，你还是以你们民政科的名义写信过去，说人找到了，就住在成县泡沙乡半山村76号，让他们给我来信。高干事按他说的写了回信。没过多久，又来信了，这回信是直接寄到幺叔手里的。我父亲在信里面还夹了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家人的合影，我父亲和我奶奶他认识，可有一个女的和两个孩子就不认得了。那就是我母亲，还有我侯德永，二弟侯德长啦。
幺叔马上就找人帮他回信了，信是这样写的：母亲大人身体好么？哥哥嫂嫂工作忙么？两个侄儿也好么……然后他就把长征时一家人是哪些人，后来大家相互失散了的事，按他记得的一一说了，把爷爷死时的情况也说了。
信是在县城寄的，幺叔和婶子田玉梅专门照了一张相，夹在信中。
和家里人通上信后，幺叔天天睡不着，有时一个人还偷偷流泪。想起来心里又高兴又心酸，给家里的信一寄，第二天就盼着能收到回信。周围好几个村的人，乡里、县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的事，他一走出来，大家就围上来问长问短。
而大庸这边我奶奶呢？她听了父亲念了她幺儿子的信，先是高兴，后就哭。她让父亲一遍又一遍给她念信。二叔从乡下来看她，就让二叔给她念，直到把信中的内容全部记住。她拿着她幺儿子的照片整整哭了一个星期。她嘱咐父亲给幺叔写信，让他尽快回来看她。
幺叔收到家里的来信，晓得奶奶想他想得不行，回信中说他当着公社里的大队长，什么时候都忙，请不脱假。一直到第二年下半年，幺叔才来信说，这回总算请了三个月假，他要带着婶子回大庸来探亲。
幺叔和婶子冬月三十从成县出发，先是赶到天水搭汽车，然后赶到宝鸡搭火车到长沙，用去了四天四夜。然后坐着拉货的汽车从长沙回大庸，用去了两天。
腊月初七，他们到了大庸。出汽车站，太阳都快落山了，幺叔拿着信，走到十字街问那些做生意的，侯大队长家大庸西街66号怎么走？
幺叔要回家的消息，早就在大庸街上传开了。做生意的有一个补锅匠，听出了他的口音不是本地的，就主动跟他接上话茬，你是不是我们侯家从北方回来的幺幺？
七岁离开家，在外面已过了二十多年，家乡的口音全变了，可家乡话听着还是那样亲。补锅匠说的“幺幺”，他一下就听出来了，只有大庸才把叔叔叫成“幺幺”。可那人四十多岁了，样子也那么老，怎么能叫他幺幺？他问他，你是哪个？
补锅匠说，我也姓侯，是城边上的，别看我年纪比你大，但论辈分我比你小一辈，我该叫你幺幺！
侯补锅匠一边说着话，一边收拾摊子。他连生意也不做了。他说，幺幺，你等一等，我这就带你去找俺大爹！
补锅匠一边走一边说，这下，俺大爹，俺幺婆婆不知该有多高兴了！他说的大爹就是我父亲，幺婆婆指的就是我奶奶。
侯补锅匠带着两个陌生人走得急。一街人马上都晓得是怎么回事了，都跟了过来，有两个年轻的后生想早点把这人回家的消息传给父亲，就快步走到了侯补锅匠前面去，侯补锅匠不甘落到他们后面，到后来他们比着跑起来。
父亲早站在门口等着了。他就是大哥，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幺叔一下就认出来了。他和婶子田玉梅走到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叫了声大哥，父亲答应一声，然后就紧紧拉着幺叔的手往屋里走，他边走边喊，妈，妈，你看谁回来了！
奶奶看见她盼了多年的幺儿子回来了，啥话也没说，上来就抱住哭起来。街上跟过来的人，都挤进院子，安静地站在那儿，挤不进来的，就站在外面。
哭一阵，奶奶把幺叔从头到脚摸了一遍，然后让他低下头去，又在他头顶上摸着看。父亲笑着说，妈，你是不相信他是你幺儿子啷么的？他又对幺叔说，九弟，你莫怪妈，妈以前与我和你二哥相见，总都要摸一摸的。
奶奶眼里还盈着泪水，可她笑着说，我自己生的儿，我啷么就不能摸！我是看看他头上有几个旋。你们三兄弟都是两个旋，这点恐怕连你们自己都没妈清楚。她又对幺叔说，你头上是两个旋，这点是对头的。
说着话，奶奶开始动手解幺叔的裤腰带。幺叔忙捂住自己的裤裆说，妈，我又不是三两岁的小孩，这么多人，你莫把我脸丢大了。他的话惹得围观的人哄地大笑起来。
奶奶伸手把幺叔的头轻轻打了一下，说，真是儿大不由娘！你的鸡鸡上有个记号，我是认得的，有了那个记号，就是到了天边，我自己生的儿，我都认得准……可现在你不让妈看，妈啷么晓得你是我儿呢？
她把田玉梅拉到旁边，轻声说，姑娘，我要你说说，你男人鸡鸡儿上的那个记号。
田玉梅红了脸，很不好意思，她低下头去，用她那地道的甘肃口音说，他蛋蛋儿旁有一块拇指大的胎记，红色的。
奶奶笑了，对，你说对了！看来是我的媳妇儿，一点也不假。
围观的人又一阵大笑，我们家门口溢满了欢声笑语。
那天晚上，一家人都围坐在火塘边，讲了大半夜的话。奶奶把她和幺妹及大妹相互是怎么失散的讲了一遍，幺叔把爷爷受伤后是怎么死的、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也讲了一遍，父亲还讲了我幺爷爷在雪山上是怎么死的。
那晚上，奶奶紧紧拉着幺叔的手，一刻也不愿松开，她说一会儿话，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又说一会儿话。
那晚上二叔一家人来了，他也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有几个大庸姓侯的旁亲也来了。
幺叔在这边住了两个多月，就要回去了。回去的前三天，奶奶就开始哭，她拉着他的手，让他陪她坐着，看着他哭。
去汽车站搭车，一家人都来送他和婶子。出门前一家人都叮嘱奶奶，在车站不要哭。可幺叔两口子刚上到车上，她还是没忍住，哇地一声哭开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乘客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跑过来。那会儿，一家来送行的人，谁也没忍住，他们劝奶奶别哭，自己却哭了起来。车站的秩序一下子给哭乱了。
回成县时，幺叔给奶奶许过愿，说一年回来看她一次。可回去后，就有好几年一直没能回来。写信是一直不断。到了1961年，父亲开始是叫他回来看奶奶，他总是说还在公社任职，什么时候都忙，请不开假，后来父亲就骗他，说奶奶病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怕以后看不见奶奶了。接到那封信，幺叔把奶奶生病的事给丈人丈母娘一说，他们说，那你得赶快带玉梅回去看妈。公社这回很爽快，给他批了三个月假。
回到大庸，才晓得奶奶没病，他先是高兴了一阵，就好好陪奶奶过了一个多月。可到他提出要回去时，奶奶可不依了，她又哭开了。她不光是哭，还整天拉着他的手不松开，她怕他丢下她偷偷跑了。父亲看奶奶实在舍不得她的幺儿子，可怜兮兮的，就劝幺叔在大庸定居。幺叔同意了，对奶奶说，妈，我这次回去了，就办户口迁移，然后就回来和妈住在一起。
奶奶还是不放他走，怎么劝她都不管用，她每天和他寸步不离。父亲也为难了，最后，他请来了李林副县长和胡科长，来调解这事。李林和胡科长都是老红军。胡科长小名叫胡跛子，他只有一只腿，另一只腿是在保卫延安时打仗丢的，解放后在大庸当过好多年的民政科长。
李林副县长和胡科长整个站在奶奶的立场上，劝幺叔别走了，连户口迁移都别办了。幺叔说，那怎么行？没户口我怎么在这边生活？胡科长说，你看李副县长是干什么的，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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