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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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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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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写在前面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
  说父母官
  说皇帝
  说士节
  说科举
  说八股文
  附:八股文释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ND064运和杨度
  大儒杜甫
  江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
  说韦小宝
  说“大哥”
  说游侠
  说江湖
  说暴民
  说招安
  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
  说民命
  数字化与量化“管理”
  闲话聂绀弩与马三立
  人是怎么变得无趣的
  从卡斯特罗读报谈起
  说“摩洛哥综合症”
  说“不确定性”
  说窝里斗
  破梦者如是说
  后记


写在前面


  写在前面
  这本书是我这几年来零散随笔的一个选集,编辑成三个部分。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
  这一编说的大致上就是皇帝(皇权)与文士的关系。在皇权阴影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智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早期的儒家讲“汤武革命”,讲“受命放杀”,甚至幻想老百姓的意愿可以与天命统一起来,这是董仲舒、程朱等人所不敢想的。然而预防和限制皇权的机制终究没有发展起来,随着治统和道统的合而为一,中国传统政治更陷入了一片绝望,直到清末民初,才露出一条缝的希望。清代儒生,每下愈况,再无往昔气象,如人们所说“理学家好色,汉学家好货”。
  江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
  这一编可以看作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补充。游民想成为韦小宝,娇妻成群、富贵不尽,还有做皇帝一般的尊严,那是向往;挣扎于江湖,辗转于沟壑,这才是现实;当然也有揭竿而起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其主心骨大多是游民。但游民造反,最初的目的是求生,然后才是做官发财,造反不过是无权者向有权者讨价还价的一种手段,所谓替天行道、“杀了鸟皇帝,自立新皇帝”,更多地是属于文人们的心思和主意。至于江湖,不仅是游民奋斗的空间,而且也是个蓄水池,城镇破产的工商业者往往积聚于此。传统社会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却产生了它的一个替代物,这就是江湖。
  当代武侠小说的侠客多出于幻想,而古代的游侠却是某些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人自愿地充当社会良心,承担社会道义,敢于向主流社会的法律和舆论挑战。它不是走投无路者的归宿,而是不受物质生活困扰的人们奢侈性的追求。
  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
  珍爱生命是现代社会的主题,可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民命贱于蝼蚁。儒家讲“仁”,讲“温良恭俭让”,有爱惜生命的理论;然而人们经历的却多是暴政与酷刑。暴政与酷刑培育了暴民,形成了暴力的接力和历史的轮回。于是才有了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走出这个怪圈,我们还要在文化与制度上作许多思考。


说父母官(1)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
  说父母官
  “父母官”是个官场的习用语,常常活跃在现实生活及以现实题材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我不知道别人的反应如何,我听了这个就要不舒服好半天。都什么时代了,还张口“父母官”,闭口“父母官”的,且不说革命传统,就是从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公务员是纳税人花钱雇来的公仆啊,怎么成了高踞在老百姓之上的“父母”呐?当然,有时候这样称呼不过是个玩笑,但这个玩笑里确实包含了人们头脑中官尊民卑的思想。
  一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国家是从家族、宗族、氏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家庭国家是同构的。周代大宗的宗子也就是周天子,同时也是天下姬姓的“大家长”。下面的诸侯、大夫、士,都是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出去的,底层的臣民也多是同宗同族,因此统治者(当时称之为“君子”)不仅是管理平民百姓的“牧守”,而且也是照顾他们的“父母”。《诗经·南山有台》就有“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的诗句。
  周代以后的宗法结构有所变迁,但视百姓为“子民”、官吏是老百姓父母的思想没有多大变化。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又带有掩饰压迫剥削的用意。把赤裸裸的压迫剥削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
  到了宋代,朝廷逐渐重视地方的亲民官吏,州县官吏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催粮征税都是要通过他们的手实现的。州县官吏的形象既然很被当局重视,老百姓眼中什么最亲呢?自然是父母,那么称州县地方官为父母官就是很自然的了。北宋诗人王禹NB041被贬作地方官以后,关心百姓疾苦,百姓也很爱戴他。他有诗写道:“万家呼父母,百里抚茕嫠(指孤儿寡妇)。”并在诗下自注说:“民间多呼县令为父母官。”可见这种称呼在北宋初就已经存在了。然而这种称呼的固定是在明代,清代王士ND236在《池北偶谈》中说:“称州县官曰父母,抚按司道府曰公祖,沿明世之旧也。”
  不仅老百姓这样称呼,就是在外做大官的,回到家乡,地位自然比本县县太爷高得多,一般县太爷要到府上拜望。但高官见了本县知县也要称他为“老父母”。历史记载明初永乐时顺天府的府尹陈某(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为人正直,官声很好,有一次他冲了太子的驾,太子到永乐皇帝那里告状。皇帝只说了一句“他是我的父母官”,再无下文。
  州县官吏是基层的亲民官吏,其素质就很重要。可是清代自开国不久(康熙十三年)就实行捐纳制度(实际上就是卖官,不过是由国家卖,明码标价,所得钱入国库),县官也在可捐纳之列。这是很糟糕的。其实皇帝也明白,道光时有个叫张集馨的中层官员,他的日记出版后名《道咸宦海见闻录》,其中写到他外放山西道台,道光皇帝接见时对他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尽管理解,但还是不肯废除卖官制度,这是金钱在作怪,老百姓的命运不在考虑之内。另外,举人多次会试不中,通过“大挑”(一种选官程序)也可能做知县。最理直气壮做知县的是进士。这些进士多是名次较后,或名次虽靠前但年龄较大,再入翰林做庶吉士(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有些不当,所以或者留在京城做个小京官,或者外放做知县。京官较舒服,外官则可以发财。
  清代官多位置少,这种现象到了清末更为严重。一个知县通过吏部分到省里,在省城等个一年半载候补是常事。如果是进士分到省里则无须候补,优先安排。因为进士是“天子门生”,做知县是皇帝分配来的,又称为“钦点知县”,谁敢怠慢!那时三年一次进士考试,每榜多者二三百人,出京做知县者也就几十人,摊到每个省里多者三四个,少者一两个,也好安排。
  清代的父母官有什么职责呢?古代“职责”、“权力”概念分不太清,知县的职责也就是他的权力。知县又称“百里侯”,一个县大约不止百平方里,就是说知县在他所管辖的县境内有无上权力,仿佛古代封疆百里的诸侯一样。对于“子民”,县官无事不可管,这正像父母一样,儿女的一切都可以管。明代有个《红裤》的故事,说坐轿出行的知县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街头游荡,风吹起他的长衫,露出红绫裤子,县官怒其奢侈,叫衙役责打十板,当衙役打了他五板以后,这人突然跳了起来,争辩说:“我的裤子上半截是麻布接的。”当然这是笑话,但从中可见知县的权力和权威。
  中国古代发展观念不强,因此地方官也就没有发展工业、促进流通、招商引资的任务。清代知县所做的事情,在我们今人看来,就是当今地方官每天都要应付的“日常工作”。例如春天劝耕催种,秋日催粮收税。宋代的苏东坡就有诗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发大水了,要领导人民救灾;天旱了,还要督促民众抗旱。发生饥荒,要报告上司和朝廷,请求开仓放赈,并动员本地有钱人解囊相助,千万别饿死人,也别造成饥民流亡。唐代诗人韦应物反思自己做地方官的失职处,有诗云:“身多疾病思故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有学问的知县,特别是进士出身的,还要提倡学术,办学校,奖励努力向学的贫家子弟。中国文化主要发端于中原,日后能向四方辐射,无远弗届,这就与有文化的地方官四处游宦有关。例如蜀离中原甚远,文化比较落后。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成都设官学,招县中子弟入学,入学者免除徭役,成绩优异者可以补郡吏。这些措施促进蜀人向学,后来蜀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等大文学家,两千多年来四川文风之盛一直在全国的前列,文翁是个开创者。
  古代又是行政司法合一的,县官最重要的职责是审理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这是最能考验县官水平的。明清官吏都是八股出身,头脑冬烘,知识面狭窄,他们问案主要依靠知县私人雇用的幕僚(尊称为“师爷”)。有个记载说,某知县个性懦弱,没主见,每次审案时不仅要师爷拿主意,而且还常常询问两旁站立的衙役。这些衙役习惯了,每当县官问案,他们也常常在两旁插嘴,犯人不知听谁的好。老百姓称这种现象叫“满堂官”(明清地方官在大堂审案时,许可老百姓站立旁听),这种官吏早晚要被弹劾。


说父母官(2)


  二
  上面说到知县绰号“百里侯”,俨然小国之君。他们是老百姓的“父母”,自然就可以按照儒家所倡导的宗法伦理精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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